周作人最致命的性格缺陷是享受性。在八道灣時，三弟周建人大哥魯迅及母親先後搬出，家中隻剩下信子、芳子、內弟重九及幾個小孩，這樣一個並不複雜的家庭中竟然雇有管家車夫傭人六七人，一切用品要東洋貨，生病則必須請外國大夫。如果說那時主要是信子在主持家政，那末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其時他的子女都已成家自立，人民文學出版社每月給他的預支稿費是四百元，比華羅庚周培源這些一級教授都高，相當於當時普通小職員工資的十倍（那時毛澤東的工資也不過四百零四點八元），再加上他的其它稿費收入，經濟上應該說是很富裕的。而他今天賣幾件古董，明天賣幾幅字畫。更有甚者，他向新結識的從未謀麵的友人鮑耀明不斷訴苦哭窮，不斷向鮑討要食品，為了一斤豬油一盒煎餅而感激涕零之態躍然紙上。雖然其時正值大陸普遍饑餓年代，但北京較之其它地區畢竟供應好一些，大陸百姓都在過著極其艱難的日子，唯獨他一再乞憐於人，真有些斯文掃地。
周作人一生中最大的遺憾和過失就是事偽投敵。那末他在這人生道路上的大是大非麵前所做的選擇與他的個性缺陷有什麼樣的內在聯係，我們也不妨做一點具體分析。當時，北平的學界名人紛紛南遷，麵臨是在敵人的統治下做「順民」還是到大後方去為抗日盡一個中國公民的責任，周作人當然不會沒有思考和抉擇。可以設想，如果南遷，他就要離開北平舒適的環境。到了大後方，生活上也一定會艱難得多，他肯定是不願受這樣扶老攜幼舉家顛沛之苦的；從另一方麵看，信子是日本人，她對日本侵略中國是不會有切膚之痛的，或者毋寧說她非常願意留在北平繼續過往日悠閑富足的光景的，她其實已經在對自己的同胞占領北平表示認同了，一有事情，她就在住宅門前掛上日本國旗，表示這裏是日籍住戶。周作人又是長期以來對她遷就曲從。所以，一個個性中充滿了依賴性、妥協性、貪圖安逸享受的周作人隻能做出留在北平最終事敵的選擇，這是完全符合他性格邏輯的。
原載香港《大公報》2009年7月4日）
魯迅的另一麵
幼時讀李清照詞，曾深為其婉約的風格所傾倒，“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隻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及至讀到她“生當做人傑，死亦為鬼雄”這樣令須眉男兒自歎弗如的大氣磅薄的詩句，生生是另一個易安居士，原來兩種稟性竟可以如此統一在一個人身上。近年來，接觸了有關魯迅的一些史料，方知這位“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在冷峻嚴厲、尖銳乃至尖刻 、“橫眉冷對”“一個也不饒恕”的個性之外，也有其陰柔淒情、寬厚憨實乃至童真的另一個側麵。
1898年，魯迅從故鄉紹興考入了南京水師學堂，他為自己取名“戛劍生”，第一次離開故鄉離開親人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濃濃的化不開的鄉愁在這位十七歲的少年心中激蕩著，他在《戛劍生雜記》中這樣描述他那時的心境：
行人於斜日將墮之時，暝色逼人，四顧滿目非故鄉之人，細聆滿耳皆異鄉之語，一念及家鄉萬裏，老親弱親必時時相語，謂今當至某處矣，此時真覺柔腸欲斷，涕不可仰。故予有句雲：日暮客愁集，煙深人語暄，皆所身曆，非托諸空言也。
1900年初，魯迅從南京回鄉度假，臨走時寫下了《別諸弟三首》：
謀生無奈日奔馳，有弟偏教各別離。最是令人淒絕處，孤檠長夜雨來時 。（之一）
還家未久又離家，日暮新愁分外加。夾道萬株楊柳樹，望中都化斷腸花。（之二）
從來一別又經年，萬裏長風送客船。我有一言應記取，文章得失不由天。（之三）
一年之後，他又步原韻作《別諸弟三首》：
夢魂常向故鄉馳，始信人間苦別離。夜半倚床憶諸弟，殘燈如豆月明時。（之一）
日暮舟停老圃家，棘籬繞屋樹交加。悵然回憶家鄉樂，抱甕何時共養花。（之二）
春風容易送韶華，一棹煙波夜駛船。何事脊令偏傲我，時隨帆頂過長天。（之三）
從這些僅存的淒迷悱惻的詩文中不難看出，從少年時代向青年時代過渡的魯迅心中的沉鬱幽憤，這種情緒應當是和他家庭的變遷有很大的關係，祖父下獄，少年失怙，家道中落，都在他心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記，當然，從中也可以看出他幼時所讀過的大量古代詩文中舊時文人那種離愁別緒纏綿迷離情愫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