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5年遇到許廣平之前，魯迅對自己的愛情生活早已心如止水，這種悲涼的情緒正如他發表在《新青年》上的《隨感錄四十》中引用了一位與他的愛情經曆相似的青年的詩作以後所發的感慨：“愛情是什麼東西，我也不知道。”“但在女姓一方麵，本來也沒有罪，現在是做了習慣的犧牲。我們既然自覺著人類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們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責備異性，也隻好陪著做一世的犧牲，完結了四千年的舊賬。”魯迅清醒地認識到，他與朱安的愛情悲劇，朱安是沒有一點責任的，因此他對她的人格曆來都是尊重的。即使在屬於個人隱私的日記裏，也從未出現過對於朱安的歧視的貶稱，他在日記和書信中一直稱朱安為“婦”“內子”“太太”“大太太”等，1934年朱安給魯迅寫信，和他商議想讓她娘家哥哥的孩子到北京寓所中暫住然後再找個工作，魯迅在複信中這樣寫道：“此等事情，可請太太自行酌定。”
也許是出於對朱安的歉疚之意，更是因為魯迅的人道主義精神，他對朱安生活上盡量地予以滿足，經濟上盡量盡到供給的責任。他先是每月給朱安十塊大洋的零用錢（相當於當時小職員一個月的收入），1926年8月魯迅離開北京後，每月由北新書局送去版稅大洋百元作為給母親和朱安的生活費，另朱安的零用錢十元，兩位老人綽綽有餘，還有了為數不小的積蓄。從1932年後得知朱安身體不適，每月給她的零用錢增至十五元。1933年，大約朱安身體不適，在原有一位女傭的情況下，要再雇一人，專門服侍她。魯迅雖覺得有些過份，但還是沒有回絕，他給母親的回信中這樣寫道：“家中既可沒有問題，甚好，其實以現在生活之艱難，家中曆來之生活法，也還要算是中上，倘還不能相諒，大驚小怪，那真是使人為難了，現既特雇一人專門服侍，就這樣試試再看罷。”雖然心中不滿，還是遷就她。朱安生病的時候，也和母親、魯迅生病一樣送到日本人開的山本醫院治療，而且魯迅親自到醫院為她和日本醫生做翻譯，但守在床邊陪侍的責任那是女傭的事。魯迅從外麵買回吃食來，總是先到母親房間裏讓母親挑選，然後到朱安那裏請她挑，剩下的自己享用，而朱安總是挑小的、差的，盡量留給“大先生”大的、好的。這相敬如賓的禮讓的背後卻是隔閡和冷謨。
對於朱安的親屬，魯迅並未由於自己和朱安的關係而冷落歧視他們，能幫助的盡量幫助，能照顧的盡量照顧，以盡親戚情誼。即使幾年回家一次，也不忘到朱家去看望一下。他在1916年12月28日的日記中就有這樣的記載：“下午往朱宅。”1931年五月，得知朱安胞弟朱可銘去世，次日上午即“由中國銀行彙泉一百。”1932年11月魯迅赴北京看望母親，朱安又提到朱可銘去世後，娘家生活困難，要魯迅予以資助，魯迅返滬後即於12月29日“上午寄紹興朱宅泉八十。”第二年春節前，又“寄紹興朱宅泉五十。”1934年5月16日，朱安給魯迅去信，要將朱可銘的二兒子接到北京寓中，想在北京找個工作，魯迅給母親的回信中說朱安“言可銘之第二子，在上海作事，力不能堪，且多病，擬招至京寓，一麵覓事，問男意見如何。”對於此事，魯迅說，“可銘之子，三人均在滬，其第三子由老三薦入印刷廠中，第二子亦曾力為設法，但終無結果。”他對母親說，“京寓離開已久，更無從知道詳情及將來，所以此等事情，可請太太自行酌定，男並無意見，且亦無從有何主張也。以上祈轉告為禱。”魯迅對朱家的幫助和照顧，朱家人也頗為感激，直到1935年，魯迅還收到過“朱可銘夫人寄醬鴨二隻，魚幹一尾。”足見魯迅與朱家的來往過從是很正常的。
魯迅對朱安的態度，對許廣平和海嬰也是有一定影響的，魯迅去世後，許廣平挑起了照顧魯迅母親和朱安的責任，從1936年10月到1938年6月，許廣平照魯迅生前之數，每月寄給母親及朱安一百元生活費，即使設法借支也從未間斷過。1938年7月至1940年4月之間，許廣平從《魯迅全集》初版、二版、三版的4000餘元版稅中，彙到北京的就有1300元之多。隻是1941年12月16日許廣平被日本憲兵逮捕，由於自身的困難和郵寄不便等原因，曾間斷過一個時期，此時北平家用多由周作人負擔。不僅在經濟上接濟她，在生活上感情上也對她關懷照顧，朱安與許廣平在魯迅逝世後書信來往從未中斷。直到1947年朱安去世前的幾個月，許廣平還去信問候：
朱女士：
今天收到3月1日來信，知你患心髒病頗厲害，馬上借到壹萬元，已托銀行電彙至平。你一麵醫理，一麵陸續做些衣服衝衝也好，但千萬不要心急，年紀大了，有病自然不舒服，也許吉人天相，天氣暖了，逐漸會好起來。海兒也在生病，照了X光驗血，是初期肺病，現天天打針，所以我一時也抽不出身來看你。你如果有事要人照料，阮太太她們心腸好，宋先生也好，是不是請他們幫忙一下好呢？你的意思歡喜請他們幫忙，我想他們不會不體諒的。以後需要怎樣辦，隨時再商量就是了。
匆此，敬候痊好 許廣平3月3日
從她們的書信往來中完全可以看出，她們相處得很融洽。不但許廣平對朱安如此，就是海嬰對她也是十分尊重關心的，他也經常給朱安媽媽寫信問候，現摘錄其中一封：
媽媽：
11月24日及27兩封信都奉到了，聽見唐先生說，您等錢用，我們就想盡方法，但是都沒法子寄去，後來輾轉托人（謝先生）帶上法幣1萬元，合中儲券200萬元，真真不易找人帶，所以累您焦急，真真罪過，現在款已妥收，望您好好保養身體，千萬千萬。那位沈兼士先生是爸爸的好朋友，據媽媽說，是他（沈先生）老人家經過上海時，媽媽特地托他帶上1萬元，但是沈先生不肯收款，因為他覺得我們也為難，卻是答應到北平時由他設法送款。沒法子，媽媽答應了。他也是媽媽的先生，人很好，姆媽不必客氣，收下好了，不過媽媽也和您一樣脾氣，不肯“要人憐恤”，寧可自己吃苦，所以我們都是一條心，對得起爸爸的。 就是上海寄上的款，除了一次唐先生（媽媽後來才曉得）寄上千元聯鈔，其餘都是媽媽籌措的，朋友可以托辦些事，但是生活艱難，絕不敢要朋友捐助，使人為難，這一點媽媽曉得的，請您放心。嬰身體弱，今年四五月間生了一次傷寒之後，媽媽費了許多苦心調理我，現在身體比較好些，秋涼以後也未發過氣喘宿病。現在學些無線電，在家補補功課，明年夏天再考學堂，我們都望快快交通恢複可以來看您，但是一時還不容易做到，因為飛機坐不起的，望您多多保重，總會來的，三爹曾經寫過好幾封信，有沒有收到呢？
請安
海嬰上
[1945年]11月30日
三
朱安從1906年與魯迅結婚到1947年逝世在周家生活了41年，她整個一生主要是陪伴著魯迅的母親。結婚第四天，魯迅去了日本，回國後在紹興的一年多時間裏，又基本住在學校，1912年至1919年將近八年中，魯迅隻回家兩次共五十多天。夫妻二人接觸最多的是1919年12月將朱安接到北京到1926年8月他離京南下之間這六年多的時間，這六年裏，魯迅換過三個住處，1919年12月魯迅將母親、朱安、三弟周建人、三弟媳羽太芳子從紹興老家接到北京，與二弟周作人、二弟媳羽太信子以及羽太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九同住在剛剛買下的八道灣11號一座三進的大院中，那時一家人其樂也融融，兄弟三人曾相議永不分家。1923年魯迅與周作人失和之後，魯迅與朱安搬出八道灣，暫住在磚塔胡同61號，九個月之後，最終搬到西三條21號，並把母親接過來同住。
在北京的六年多時間裏，朱安對魯迅經曆了一個從“抱有幻想——逐漸失望——徹底絕望”的過程。她從28歲嫁到周家，一直到41歲這十三年間，除去魯迅在紹興工作的那一年多時間裏，她都是每隔三年才能與魯迅見一次麵，多少個日日夜夜，她都是在“思悠悠，恨悠悠，恨到歸時方始休”的期盼中度過的。當魯迅回到紹興接了全家去北京，從此她就可以與她敬重愛戴的“大先生”生活在一起，她的欣喜是可以想見的，她對即將開始的新的生活是充滿了幻想的。但是到了北京後，她與魯迅的關係並無多少改變，照理說，她是周家的長媳，按照舊時家庭中的慣例，應當由她來掌管家庭的經濟事務，但是，這個權力卻交給了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這肯定是魯迅同意或者說就是魯迅這樣安排的。這當然可以有一種解釋，朱安不識字，沒有能力。但是這樣一來，朱安在這個家庭中的地位就顯然在羽太信子甚至羽太芳子之下了，因為信子和芳子是同胞姐妹。事實也是如此，周作人夫婦住在三進大院中最好最安靜的後院，而朱安獨自住在中院的西屋，與魯迅的母親比鄰而居。魯迅與朱安不僅不同住，而且平時很少說話。對此，憨實的朱安並未表示過任何異意，她不但不與羽太信子爭什麼，而且從不幹涉不過問家中的事務與經濟往來，甚至很少出門，整天陪伴在魯迅母親身邊，手中端著一隻水煙袋“咕嚕咕嚕”吸水煙。她大約覺得，能來北京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就比在紹興好，她很知足，她認可自己在這個家庭中的地位。
即至搬到磚塔胡同的時候，她還抱著能和魯迅開始新生活的幻想，當她表示既不願留在八道灣更不願回紹興老家時，魯迅同意帶著她一同搬走。她甘心情願地如她所說的那樣“你搬到磚塔胡同，橫豎總要人替你燒飯、縫補、洗衣、掃地的，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到了磚塔胡同，她沒有雇傭人，而是自己包攬了魯迅的一切生活起居事務。生活上她對魯迅的照顧幾乎可以說用心良苦無微不至，房東兩姐妹吵架，朱安就懇求她們說：“大先生回來時，不要鬧，讓他安安靜靜寫文章。”有一次兩姐妹吵架，姐姐不讓妹妹回屋裏睡，朱安就去調解，並且把妹妹領回屋裏和她睡在一起。她千方百計地做好家務，想要做好家庭主婦的角色。搬入磚塔胡同不久，魯迅大約由於與周作人之間的齟齬，心中的氣憤久久鬱積，再加上工作的勞累和搬家的操勞，病倒了，發燒、咳嗽，吐血，躺在床上，朱安全力地護理照顧著他，給他做最可口的飯菜，魯迅胃口不好，她就托人從外麵買回魯迅愛吃的糟雞、火腿、肉鬆，把米碾碎，熬成糊狀的粥，這樣好消化，他便能多吃一點。在她的照料下，魯迅的身體逐漸得以康複。
她很清楚，魯迅對她沒有感情，可她還是一如既往地敬重他，愛戴他，照料他的生活。這決不隻是由於她頭腦中“三從四德”“三綱五常”的傳統道德觀念所致，而更是因為魯迅的人格、學識、能力令她敬佩，在她的心目中，魯迅無論教書寫作，都是經國濟世的大事業，她甘心情願地犧牲自己去輔佐他。當然她也想通過這種接觸讓魯迅感覺到家庭的溫暖和她賢慧。但是，由於兩人在誌趣、學識、個性諸多方麵的差距太大，她的這種努力終究沒有結果。兩人還是無話可說，隻有在吃飯的時候，她沒話找話地問幾句“鹹不鹹”“淡不淡”，力圖打破這種沉悶而尷尬的局麵，可得到的回答仍然隻不過是點頭搖頭或者是“不鹹”“可以”這樣簡單的回答。一個時期裏，在她的和魯迅的房間，各放著柳條箱拆開來的一隻箱蓋和一隻箱底，箱蓋裏放著魯迅換下來準備要洗的衣服，她拿去洗好了疊得整整齊齊地放在箱底等著魯迅替換，兩人就是這樣默默地生活著。在磚塔胡同一個院子裏同住的鄰居好長時間都沒有聽到過他們之間是怎麼稱呼對方的。
1924年5月，魯迅和朱安搬到新買的西三條21號，並將魯迅的母親接來同住。此時二人的生活格局仍無變化。小院裏的北房，魯迅母親住東屋，朱安住西屋，而魯迅自己則在北房的背後自己設計接出一小間鬥室，自稱“老虎尾巴”，作為他的工作室兼臥室。魯迅在這個小小的房間裏，接待他的朋友、學生，和他們一道談人生談文學。他們的話題，朱安不感興趣更聽不懂，所以她也從不插言，至多不過做些添茶續水的事情。她與魯迅在思想、觀念、誌趣各個方麵的差距越來越大，之間的鴻溝也越來越深。她剛剛來到北京時心存的一線希望也漸漸破滅。
就在他們遷居西三條胡同前後幾個月中，魯迅正積極參與著一場與北洋政府的鬥爭中，在這場鬥爭中，魯迅與從1921年就成為他的學生的許廣平由相識而至相知，由相知而至相惜，終於在1925年10月相愛。他們之間由師生到朋友，由朋友到同誌，由同誌到戀人的過程是很自然地發展過來的，兩顆心靈是無意間的碰撞逐漸磨擦出愛情的火花的，正因為如此，所以一開始他們的接觸並不避諱朱安，作為學生和朋友，許廣平經常到魯迅家中做客，也常幫魯迅抄寫稿件，北京女師大愛國學生運動遭到北洋政府的鎮壓，章士釗、劉百昭等官僚政客擬將許廣平等六位學生領袖遷送原籍時，許廣平就是在西三條21號南屋裏避難住了好幾天。魯迅與許廣平的接觸，一開始在朱安看來也應當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因為當時魯迅除了編輯《國民新報》副刊及《莽原》雜誌外，還兼任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及世界語專門學校等多所學校的講師，有許多的社會活動，接觸很多青年學生，許廣平隻不過是其中的一位，所以她常到西三條魯迅的家中來是很自然的，而且他們一開始的關係也是很正常的師生關係，至多不過是一種忘年交的朋友關係。但是當他們逐漸發展成為戀人關係的時候，朱安以一個女性的敏感是不會不有所察覺的，這對她來說當然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但她對於此事並未表示出強烈的不滿，而是始終處於一種無奈與無助的狀態。1926年8月魯迅與許廣平一同離開北京南下，她既無法幹涉又茫然不知所措，兩年後，當她得知魯迅在上海與許廣平結婚並生下了海嬰時，朱安徹底絕望了。據俞芳回憶說，當她和朱安有一次談起這件事時說：“大先生和廣平姐結婚，我倒想不到。”朱安說：“我是早想到了的。”俞芳問：“為什麼？”朱安說：“你看他們兩人一起出去……”（指魯、許二人同時離北京南下）俞芳便又問她：“那你以後怎麼辦呢？”朱安感傷而沮喪地說：“過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服侍他，一切順著他，將來總會好的——我好比一隻蝸牛，從牆底一點一點往上爬，爬得雖然慢，總有一天會爬到牆頂的。可是現在我沒有辦法了，我沒有力氣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無用……看來我這一輩子隻好服侍娘娘一個人了，萬一娘娘歸了西天，從大先生一向的為人看，我以後的生活他是會管的。”從朱安的這段表白中至少可以看出，第一她原先對魯迅的抱著希望的，希望他能回心轉意，和她一起好好地生活下去；第二也可以看出她對魯迅與許廣平二人關係的發展是敏感的有所察覺的；第三她對魯迅的所作所為是無可奈何的；第四，她對魯迅的人品和為人是信得過的，她不相信魯迅和許廣平結婚後會拋棄她不管她的生活。後來的事實證明，她的估計是對的，說明朱安雖然沒有多少文化，但頭腦是清晰明智的。
朱安對魯迅與許廣平結婚一事的認可，當然主要是由於她一向對魯迅的敬重與服從，此外是否還有別的因素？我們可以做一些分析與推理。在上個世紀的二十年代，男人納妾的現象是十分普遍的，生長在那個時代的朱安，對這種現象是司空見慣了的，“女權主義”“一夫一妻”這些觀念在她的頭腦中尚未確立，她會不會將自己擺在“正房”的位置上呢？這種可能不是沒有的，她與許廣平通信一向都自稱“姊”的，這就從旁印證了她對自己與許之間關係的認識。還有一層原因就是她可能意識到，如果在這個問題是她不讓步的話，那就隻有“你死我活”了，而最終的結局隻能是魯迅與她離婚，那樣對她來說，後果就更加嚴重，她已年近半百，沒有任何生存技能，在北京孑然一身，紹興娘家又無可依靠，等於自己走上絕路。所以隻能委曲求全了。
至於魯迅，在這個問題上許多人也不理解，為什麼他不先同朱安離婚再與許廣平結合？這在魯迅來說，當然是最簡便最徹底的辦法了，而且在那個時代，許多類似魯迅這樣情況的人都采取了這樣解決問題的辦法，但是魯迅沒有這樣做，我想，這主要是由於魯迅的人道主義的同情心，她不願傷害無辜的朱安，寧可給自己留下一些麻煩和煩惱，給敵視他的人留下攻擊他的把柄，他始終都沒有忘掉當時他自己許下的諾言：好好供養她。在這件事上，俞芳的回憶說得比較符合情理。她寫道：
當時大先生的朋友、學生們都是經過“五四”運動洗禮的，大多思想進步，特別是孫伏園、章川島、常維鈞等人思想都很解放。他們都曾勸過大先生，有的直言不諱地說，既然沒有感情，就送她回娘家，負擔她的生活費，這是很客氣也很合理的辦法，何必為此苦惱著自己，和她一起做封建婚姻的犧牲品呢？而大先生則考慮得更多些，他總是為大師母設身處地地考慮：紹興習俗，一個嫁出去的女人，如果退回娘家，人們就認為這是被夫家“休”回去的，那時家人的歧視，輿論的譴責，將無情地向她襲來，從此她的處境將不堪設想，還有她家庭的社會地位，也將一落千丈。性格軟弱的女人，一般說是擋不住這種遭遇的，有的竟會自殺，了此一生。大先生從不欺待弱小，遇事總是設身處地地為別人著想的好心腸，使他下不了決心，一直沒有這樣做。
除此之外，魯迅這樣做，母親也不會同意的，她與朱安已經相處得如同母女一般，讓這兩位老婦人相依在一起，未免不是一個比較妥善的解決方案。
托爾斯泰說：幸福的家庭大抵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這種各家各自不同的不幸，正如中國廣泛流傳的一句諺語所說的那樣：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周家的這本經就這樣嗑嗑巴巴念下來了。自從魯迅南下，母親和朱安就留在西三條那個小院裏，魯迅按月將生活費寄去，朱安替魯迅陪伴著年邁的母親。魯迅定居上海後，曾於1929年和1932年兩次回北平探望母親，當朱安得知海嬰出生的消息時，她也很高興，一方麵為了她所崇敬的“大先生”終於有了繼承人，另一方麵，從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傳統觀念出發，她也認為自己未能為周家盡到的責任終於由許廣平替代了，魯迅的“後”也就是自己的“後”，她將海嬰視作已出，表示了特別真誠的關愛，去信時常常要問起海嬰的情況。1932年魯迅從北京給許廣平的信中說道：“某太太對我們頗示好感，”“某太太”指的就是朱安。朱安與許廣平的關係，也相處得很好，尤其是魯迅去世後，兩人書信往來從未間斷，朱安稱許廣平為“景宋女士”，許廣平稱朱安為“朱安女士”，朱安在信末的署名前總要加一個“姊”字，顯得很親切很得體。她也常給海嬰去信，表示關心，如1946年1月24日的信中這樣寫道：“現值嚴冬，汝素來體弱，務要強飯多衣，不可大意，以免遠念，切囑切要。”
1936年魯迅逝世，消息傳來，朱安悲痛欲絕，她在家中設立了靈堂，靈堂裏掛起了那幅著名的陶元慶為魯迅作的畫像，靈前供著魯迅生前愛吸的香煙，愛吃的甜點及清茶，以及魯迅生前用過的文具，她自己則白鞋白襪，白繩挽髻，一身素服，接待著前來吊唁的魯迅的親友和學生。靈堂裏整日香煙繚繞，燭火通明，她寸步不移地守在魯迅亡靈前，表示著自己對亡夫沉痛的悼念之情。就在她悲痛萬分之際，依然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前來采訪的記者中，難免有敵視魯迅或者無聊小報的記者，她回答他們的問題時很有分寸，既表示了自己對於魯迅逝世的無限悲痛之情，又絲毫沒有給別有用心的人以可乘之機。
朱安雖然思想傳統守舊，但卻是一位非常通情達理、識大體顧大局的人。在魯迅逝世後，一直照料著魯迅的母親，與許廣平融洽和諧地相處，自始至終地維護著魯迅的尊嚴與聲譽。她在魯迅遺著的出版，保存北京魯迅故居，保存魯迅手稿、藏書和遺物方麵，都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魯迅逝世後，許廣平著手整理魯迅遺著，在《魯迅先生紀念集》、《魯迅書簡》出版之後，開始籌劃《魯迅全集》的編輯出版事宜。這是對魯迅一生事業的總結，更是對魯迅最好的紀念。她的想法，與魯迅眾多的友人與追隨者不謀而合，大家一致認為，《魯迅全集》這樣的巨著，應當選定一家嚴肅的享有盛譽的出版機構。經胡適從中斡旋，當時國內最大的商務印書館接受全集的出版事宜。但商務印書館從商業操作的角度出發，為了避免將來可能出現版權爭端，提出須要魯迅遺屬出具版權委托書。朱安得知這一情況，即致信許廣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