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宋女士：
聞先夫魯迅遺集全部歸商務印書館出版，姊甚讚成，所有一切進行以及訂約等事宜，即請女士就近與該書館直接全權辦理為要。女士回平如有定期，祈先示知，以免老太太懸念。其餘一切統俟麵談。此頌時祺，並祝嬰兒健康。
姊朱氏襝衽七月二日
為朱安代筆寫信的宋琳（紫佩），是魯迅在浙江兩級師範的學生，又是紹興中學堂的同事，魯迅曾介紹他到北京圖書館工作，他與魯迅既是師生又是朋友，魯迅1926年南下時，曾以北京家事相托。他在寄給許廣平這個委托書時還附了一封信，內中有這樣的話：“大先生遺集出版有日，不甚欣喜之至。大師母（按：指朱安）處已與說明，茲按照她的意思代寫委托書一封附上，即請檢核。此事自當由先生辦理。大師母處已甚明白，外間自無從造謠也。”
朱安不但請人代寫委托書寄去，還將自已的圖章寄給許廣平，以便在辦理各種手續時使用，而且從未提出過關於版稅的事。這說明她很清楚魯迅遺著出版的重大意義，說明她對許廣平的信賴。此事商務印書館因戰亂等原因雖最終流產，但1938年終由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印行了二十卷的《魯迅全集》。
魯迅逝世後，許廣平一直負擔著魯迅母親和朱安的生活，按月寄錢給她們，周作人是在1938年底才開始負擔母親的生活費，而朱安仍由許廣平供養。1941年12月許廣平被日本憲兵逮捕，雖於第二年由內山完造保釋出獄，但由於自己的困難和郵寄不便等諸多原因，無法再給她們寄錢，此時，周作人才開始負擔她們二人的生活。1943年魯迅母親去世，臨終時她放心不下與自己相處多年情同母女的朱安，她囑咐周作人無論如何要照料朱安，把平時每月給自己的15元零用錢轉給朱安，周作人應允了。魯迅母親怕朱安不願意接受周作人的錢，她懇切地對朱安說，這是自己留給她的錢，與別人無關，朱安這才勉強答應了。此時周作人在偽政權中擔任高官，每月15無折合偽“聯合準備銀行”發行的“聯準票”150元，這對於他來說實在算不了什麼。朱安靠著這150元維持著自己和一位與她相處多年無家可歸的老女傭的生活。隨著物價飛漲，貨幣貶值，這150元偽幣越來越難以維持兩位老人的生活了。1944年，朱安被迫決定賣掉魯迅在北京的藏書。這其中周作人是起了一定的攛掇慫恿的作用的。他一方麵指使北京圖書館幾位職員將魯迅藏書編成中文、日文、英文三種書目，委托來薰閣書屋出售，一方麵將魯迅一部分藏書做了記號，表明自己想要購買。而南京的的大漢奸陳群已表示一人全部包下這部分藏書。1944年8月25日《新中國報》報導了這一消息，在全社會引起很大震動，許廣平得知此事，心急如焚。她於8月30日緊急致函朱安：
朱女士：
日前看到報紙，登載“魯迅在平家屬擬將其藏書出售，且有攜帶目錄，向人接洽”的消息，此事究竟詳細情形如何，料想起來，如果確實，一定是因為你生活困難，不得已才如此做。魯迅先生生前努力教育文化工作，他死了之後，中外人士都可惜他，紀念他，所以他在上海留下來的書籍、衣服、什物，我總極力保存，不願有些微損失，我想你也一定讚成這意思，至於你的生活，魯迅先生死後六、七年間，我已經照他生前一樣設法維持，從沒有一天間斷，直至前年（卅一年）春天之後，我因為自己生了一場大病，（按：此處暗指為日本憲兵逮捕之事）後來又彙兌不便，商店、郵局、銀行都不能彙款，熟托的朋友又都不在平，因此一時斷了接濟，但是並未忘記你，時常向三先生打聽，後來說收到你信，知道你近況，我自己並托三先生到處設法彙款，也做不到，這真是沒奈何的事，魯迅先生直係親屬沒有幾人，你年紀又那麼大了，我還比較年輕，可以多挨些苦，我願意自己更苦些，盡可能辦到的照顧你，一定設盡方法籌款彙寄，你一個月最省要多少錢才能維持呢？請實在告訴我，雖則我這裏生活負擔比你重得多：你隻自己，我們二人，你住的是自己的房子，我們要租賃，你旁邊有作人二叔叔，他有地位，有財力，也比我旁邊建人三叔清貧自顧不暇好得多，作人二叔以前我接濟不及時他肯接濟了，現在我想也可以請求他先借助一下，以後我們再設法籌還，我也已經去信給他了，就望你千萬不要賣書，好好保存他的東西給大家做個紀念，也是我們對魯迅先生死後應盡的責任，請你收到此信快快回音，詳細告訴我你的意見和生活最低限度所需，我要盡我最大的力量照料你，請你相信我的誠意，海嬰今年算是十五歲了，人很誠實忠厚，時常問起你，隻要交通再便利些，我們總想來看望你的，其實想北上的心總是有的，魯迅先生生前不用說了，死了不久，母親80歲做壽，我們都預備好了，臨時因海嬰生病了取消，去年母親逝世自然也應當去，就因事出意外，馬上籌不出旅費，所以也沒有成行，總之，你一個人的孤寂，我們時常想到的，望你好好自己保重，趕快回我一音，即候
近好
許廣平
[1944年]8月31日
許廣平寫信加以阻止，但仍不放心。因此在給朱安寫了這封信之後，她與海嬰委托律師事務所於1944年9月10日在《申報》刊登聲明：
魯迅先生終身從事文化事業，死後舉國哀悼，故其一切遺物，應由我全體家屬妥為保存，以備國人紀念。況就法律言，遺產在未分割前為公同共有物，不得單獨處分，否則不能生效，律有明文規定。如魯迅先生在平家屬確有私擅出售遺產事實，廣平等決不承認。
這個聲明，當然不是針對朱安的，而是為了阻止魯迅藏書的出售，然而從法律的角度，聲明隻能如此寫，這樣，就會使購買這批藏書成為不合法的行為。
朱安在接到許廣平的信後，於9月23日托人代筆複信，這封信是寄到內山完造那裏轉去的，大約由於許廣平當時已從大陸新村搬出，朱安不知道她的新住處或者是別的原因。信中有這樣的話，“到了日暮途窮的現在，我也仍舊知道名譽和信用是很可寶貴的。無奈一天一天的生活壓迫，比信用名譽更為嚴重。迫不得已，才急其所急，賣書還債，維持生命。倘有一籌可展，自然是求之不得，又何苦出此下策呢！”
朱安發出這封信的同時，立即停止了售書之事。而且她在給許廣平的信中明確地說“倘有一籌可展，自然是求之不得，又何苦出此下策呢？”的話，口氣顯然鬆動了，並沒有堅持一定要賣書，那意思很明白：既然你答應繼續供給我的生活，我又何必賣書？賣書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事情。
朱安明確表態了，但許廣平還未收到她的信時，還是非常焦急的，她惟恐賣書成為事實而無可挽回。同時，魯迅在上海的友人對此也頗感焦慮，大家商定由唐弢和劉哲民前往北平說服朱安，唐、劉二人於10月10日人上海出發，15日見到朱安，唐弢在《關於周作人》人一文中對這次會麵有一段生動描述：
那天宋紫佩陪著哲民和我去到西三條二十一號的時候，天色已近黃昏，朱夫人和原來待候魯老太太的女工正用膳，見到我們，兩位老人都把手裏的碗放了下來，裏麵是湯水似的稀粥，桌上碟子裏有幾塊醬羅卜。朱夫人身材矮小，狹長臉，裹著南方中年婦女常用的黑絲絨包頭，看去精幹，聽說我們來自上海，她的臉色立刻陰沉下來。
宋紫佩說明來意，我將上海家屬和友好對藏書的意見補說幾句，她聽了一言不發。過了一會，卻衝著宋紫佩說：
“你們總說魯迅的遺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魯迅的遺物，你們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說時指指自己的鼻子，很有點激動的樣子。
她也是魯迅遺物，要保存她，這是天經地義，沒有什麼可說。我便將許廣平被日本憲兵逮捕，上海書籍抄走，直到導致彙款中斷的經過，仔細說了一遍。聽我談到海嬰，朱夫人臉上現出關切的神情。我想了一下，索性將許廣平當憲兵抄家的時候，安排將海嬰轉移到外邊的細節，盡我所知的告訴她。她臉色緩和下來，漸漸露出笑意，說大先生隻留下這點骨肉，不知現在孩子的哮喘病好了沒有。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當我回答已經痊愈的時候，她以微微責備的口氣，問我為什麼不將海嬰帶到北平，讓她看看。
“兵荒馬亂的，我們來一次都不容易，怎麼帶得了孩子呢！”我說。
朱夫人點點頭，自己也笑了。
滿天的烏雲過後，又開始談到藏書的出售問題。……我告訴朱夫人：生活仍由在滬家屬負擔，倘有困難，幾個朋友願意湊起來代付，但千萬不能將魯迅先生藏書出售。
“每月拿人家一百五十元，”朱夫人低下頭，細聲說，“我的眼淚一直往肚裏咽。”
“的確太少了。”
“不！”她望了望我說，“我不是這意思，你知道，大先生生前從來沒有要過老二一分錢。”
“……”
“一百五十元我不要。我沒有辦法，才賣書。”
從這些材料可以看出，一，當時朱安的生活確實拮據；二，她因為生活困難才產生了賣書的想法；三，她羞於接受周作人的供給；四，她對許廣平存在著誤會。
許廣平由於被日本憲兵逮捕等原因中斷了供給，周作人給她的錢又因物價飛漲而遠遠不夠生活，在周作人的攛掇和慫恿下，她想到了賣書應該是很自然的事。許廣平被捕的事她一點都不知道，因此她可能對許廣平中斷供給一事不滿，所以一聽說唐、劉二人從上海來，“臉色立刻陰沉下來”。還發出了“我也是魯迅的遺物，你們也得保存保存我呀”的牢騷。待唐弢說明事件的詳細經過之後，她的臉上露出的笑意。誤會終於解除了。唐弢說：“氣氛一轉，藏書出售的問題也便迎刃而解了。”
魯迅的藏書就這樣完好地保存下來了。從保存魯迅藏書事件的整個過程中，我們既看到了朱安性情率真直爽的一麵，更看到了她識大體顧大局的一麵。她對於魯迅藏書的保存起了重要的作用。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之後不久，北平、上海有人發起為救濟魯迅遺屬募捐的活動，兩地分別有人將募捐所得款項送給許廣平和朱安，兩人都不約而同地謝絕了這些捐贈。她在寫給海嬰的信中說，“為顧念汝父名譽起見，故不敢隨意接收莫不相關之團體機關贈送，若為汝父籌設圖書館等紀念事業，應該有整個計劃，具體辦法，方為合適，故寧自苦，不願苟取，此與汝之將來前途，亦大有關係也。”隻有一次例外，1946年1月24日，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鄭彥芬到家中來看望她，代蔣介石贈送了10萬元法幣，她收下了。她在信中對海嬰說“以後再有來者，應如何應付？望與堂上（按：指許廣平）商定方針，函告照辦。”
出售魯迅藏書風波過後，朱安的生活仍由許廣平負擔。1946年10月，許廣平到北平，探望了身體日漸衰弱的朱安，許廣平將魯迅在北平故居藏書、碑貼、手稿、古董一一清點整理，朱安也在一旁幫忙，兩人一起生活了將近兩周時間。
四
1947年春，朱安罹患多年的心髒病日漸加重，臨終前一周她致信許廣平：“我的病好恐怕是不容易的事……您對我的關照使我終生難望（忘），您一個人要負擔兩方麵的費用，又值現在生活高漲的時候，是很為難的。”逝世的前一天，她對來訪的記者說：“周先生對我並不算壞，彼此間沒有爭吵，各有各的人生……許先生待我極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維持我，不斷寄錢來……她的確是個好人。”這一天她又將宋紫佩召至榻前，留下口頭遺囑，希望她死後能與魯迅合葬。宋紫佩在給許廣平的信中說：“她病時一無親故可靠之人，情實可憐，一見琳總是淚流滿麵，她念大先生，念先生（按：指許廣平），又念海嬰，在這種情況下，琳惟有勸慰而已。”
1947年6月29日，朱安逝世，終年69歲。葬於北京西郊保福寺村魯迅母親墓旁。
毛澤東與周作人
1920年4月7日，周作人在他的日記中記下了這樣幾個字：毛澤東君來訪。
這一年，是毛澤東第二次來到北京。1918年8月15日，他與羅章龍、李維漢等二十四名湖南青年第一次來到北京，主要是為了組織赴法勤工儉學的事。在毛的恩師、北京大學哲學教授楊昌濟（楊開慧的父親）的引薦下，認識了時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並在北大圖書館謀得一助理員的職位，每月薪水是大洋八元，1919年春，毛回到長沙，同年12月再次赴京。毛在北大，結識了李大釗、陳獨秀、傅斯年這樣的學者名流，而且在李、陳等人的影響下開始具體地接觸了解了馬克思主義。那他又為什麼又要去見周作人呢？這一點，周作人的日記中並未有絲毫的披露，依照毛與周當時的身份、處境、地位以及所研究所關注的社會問題，可以找到根據的是他們此時有一個共同都感興趣的問題，那就是關於建立“新村”的事。早在1918年6月，毛從長沙一師畢業後，就曾與張昆弟、蔡和森等人在嶽麓書院半學齋湖南大學籌備處，想要建立一個半工半讀、自給自足、平等友愛的新村，他們在嶽麓山附近的農村做了調查研究，自己挑水做飯，進行了新村的實驗。由於組織赴法勤工儉學的事暫時擱置下來了。
而此時周作人也在關注新村問題的研究，1919年3月，他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日本的新村》，同年7月，他還實地考察了日本空想社會主義實驗基地新村，並發表了《訪日本新村記》。他的文章在當時影響巨大，可以說是當時研究新村問題的理論權威了。所以毛澤東在1920年4月7日回長沙的前幾天去造訪周作人，討論有關新村的問題的可能性幾乎是惟一的了，至少是他們這次會麵的一個主要話題。除此之外，周作人當時在年輕學生中威望很高，如果說毛另有慕名拜訪的意思也是很自然的事。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月未北平淪陷，北京大學南遷，北京文化名人紛紛離平南下，周作人遲遲不動，作為北京大學留平四教授之一，代為照看北大校產。三弟周建人來信勸他，他不理，郭沫若寫了《國難聲中懷知堂》，文中甚至說：“‘如可贖兮，人百其身’，知堂如真的可以飛到南邊來，比如就像我這樣的人，為了掉換他，就是死上幾千百個都不算一回事的”。對這樣於他過譽的讚頌，他也不置可否，當時在國外的胡適也寫了一首詩，希望他南下，他也婉言拒絕了，還有很多朋友勸過他，但他在這個問題上似乎很固執。他之所以不肯南下的理由，依他所說，是“弟以負累甚重”，他所說的“負累”，據他後來的解釋說是因為家中有妻子羽太信子和兒子豐一，以及羽太信子的妹妹、周建人的發妻羽太芳子及其三個孩子，還有老母和朱安連他自己共九人的生活需要他來負擔。實際是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起了至為重要的作用，這一點，魯迅的學生魏建功1938年5月29日在給許廣平的信中說：“八道灣（指周作人——引者）近日捉襟見肘之象已露（指周作人參加日本人召開的“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從而邁出事敵的第一步後，茅盾、鬱達夫十八名文化人聯名在《抗戰文藝》發表了致周的公開信，周處境極為尷尬——引者）……而家索係於司晨之牝，為可歎耳！”魏建功以“司晨之牝”這一典故暗喻周作人無論大小事務均唯妻子之命是從的意思是很明顯的。一開始，周作人還信誓旦旦地表示：“請勿視留北諸人為李陵，卻當作蘇武看為宜”。也確實拒絕了大漢奸湯爾禾要他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兼文學院長的職位。可最終禁不住日本人和周圍的種種人的包圍影響，還是出任了偽職，先是接受了北京大學圖書館長，後繼湯爾禾出任偽教育總署督辦，淪為漢奸。
毛澤東於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中論述文藝為什麼人的問題時提到了周作人說：“文藝是為帝國主義者的，周作人、張資平這批人就是這樣，這叫做漢奸文藝。”
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周作人惶惶然在考慮自己的出路。他通過曾在燕京大學同事過的時任晉察冀邊區副議長的董魯安，表示想到解放區去，被時任議長的成仿吾拒絕。12月，周作人被捕，翌年11月6日，首都高等法院判決，處其有期徒刑14年，周作人不服，提出上訴，北京大學和蔣夢麟都為其出具證明，證明蔣曾以校長資格電示周照看北大財產，同時，沈兼士、俞平伯等十五名教授也聯名呈文首都高等法院，“證明周作人在偽政府任職期內，曾有維護文教消極抵抗之實情，請求核查”。直到1947年12月9日，最高法院將周改判為十年徒刑。1949年元旦，蔣介石“引退”，宣布釋放政治犯，原本不屬於政治犯而是漢奸罪的周作人隻服了不足三分之一的刑期，便也交保出獄了。
從已有的資料分析看，四十年代末，在國共兩黨之間，周作人對共產黨所抱的希望更大一些，這當然首先因為解放戰爭已取得全麵勝利，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此外，周作人是不是還考慮到這樣一些因素：他與周恩來是遠親，與毛澤東是師生（毛在北京大學時曾是旁聽生）至少他與毛還有過一麵之交，且他在任偽職時不但保存了李大釗的文稿，也確曾掩護營救過一些共產黨人，同中共的地下組織有過聯係。因此，解放前胡適曾勸他離開大陸去台灣，他沒有答應，在去留的問題上，我想他是認真思考過的，他一定覺得他留在大陸比去台灣的處境要好一些。上海剛剛解放不久，他給周恩來寫了一封六千多字的長信，作了一些檢討，也為自己的過去作了一些解釋。周恩來將這封信轉呈毛澤東，毛批示：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火。現在懂希臘文的人不多了，養起來，做翻譯工作，以後出版。
對於毛是否真的看到周作人的這封信，真的是否作了這樣的批示，學界目前尚有爭論，但想來周作人是得到了黨的高層人士的寬大和默許的，否則，他怎麼敢於一個多月後就貿然回到北平呢？
回到北平不久，他就應約積極為上海《亦報》寫稿，兩年半中竟然寫了九百多篇，這對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應該說是非常高產的。文中不時流露出對新政權真誠的肯定和擁護。1950年的春節前夕，時任出版總署副署長的葉聖陶、周建人和秘書金燦然一同來到了八道灣周作人住處，談及請他譯書的事。多年來與周作人早已形同陌路的二弟偕另一位副署長一同去看他，想必是出於“公務”才來的。建國初期，對舊知識分子的“限製、利用、改造”的政策，在周作人這樣有曆史汙點的人身上還是體現出來了。他開始翻譯《伊索寓言》，並交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1951年初，周作人又寫了一封長信給毛澤東，胡喬木向毛澤東報告了此事：“周作人寫了一封長信給你……他現已在翻譯歐洲古典文學，領取稿費為生，以後仍可在這方麵做些工作，周揚亦同此意。當否請示。”毛澤東在這封信上批示：“照辦”。
應當說，毛澤東的這個批示對於周作人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整個五十年代他的處境與比他漢奸罪惡小得多的張資平、無名氏（卜乃夫）等人相比，要好得多。中國文聯曾安排他去西安旅行參觀，回來後文聯的領導還設宴招待他們，這是其他被褫奪公民權的漢奸所不敢想象的事。很多報刊登載他的文章，人民文學出版社甚至向他預約譯稿，而且每月預支二百萬元（舊幣，折新幣二百元）稿費，後來又增加到四百元，當時政府部門中科長的工資大約六七十元，一級教授的月薪亦不過三百八十元左右，一般平民每個月的生活費隻有十多元。周作人還有一定數量的零星稿費收入，那時老母與朱安早已過世，他的孩子也都有了工作，他隻負擔著羽太信子、羽太芳子及保姆等幾個人的用度，平均生活費用要比普通市民高出許多倍。周作人在日記中以及給香港友人的信中一再抱怨生活困苦，這恐怕與他全家習慣了比較糜費的生活不無關係，其次的原因就是他的妻子羽太信子從五十年代後期常常生病，花費相對多一些。
1966年，“文化大革命”風暴席卷全國，周作人在劫難逃。他所有的譯作早已被視為“大毒草”，人民文學出版社約他譯稿並預支稿費當然被視作“招降納叛”，6月，出版社正式通知停止預支稿費，他徹底斷絕了經濟來源，8月22日，一群紅衛兵闖進了八道灣十一號，查封了他的房屋，把他捆在一棵老榆樹上用木棍、皮帶抽打，晚間則隻許睡在洗澡間裏喂蚊子。1967年5月6日，在毛澤東親自發動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貧病交加的周作人走完了他的一生，在這間小小的洗澡間裏溘然長逝了，時年八十有二。
（原載香港《大公報》20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