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作為遼南京和金中都，北京話就比較重要了，半壁江山嘛。契丹族、女真族南下，我國北方、華北和東北第一次出現了大規模的人員、語言的交流和融合。使北方語係涵蓋了相當大的“領地”。但此時北京還不是全國文化中心。中華文化的精華在江南--南宋的帝都遷到臨安（杭州）去了。
蒙古族南下，元朝統一全國，定都北京（元大都），使長城內外出現了第二次大規模人員、語言的交流和融合，北方語係涵蓋了大西北和川、滇、黔、桂北，形成我國最大的語係。這也是今天的普通話以北方話為基礎的重要原因。
據說，明朝嘉靖年間，“桂林王”派官員向朝廷進貢三花酒，由於方言不同，他始終沒能說明白這種酒倒進杯中時會激起三層酒花的意思。嘉靖皇帝當時就提出過晉京官員都要學會講北京官話的要求。
秦始皇統一漢字，對於中央政府統治全國，加強文化紐帶，傳播和記載中華民族悠久的曆史文化，功不可沒。但是我國各民族的語言和方言有一千多種，為了便於彼此交往，無論如何也要創造一種大家都能聽明白的共同語言。直到民國初期，北洋政府和國民議會才正式決議把北京話定為國語。
自元、明、清至今，除去短暫的時間，北京一直是我國的首都，是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這最近的七百多年曆史，將北京話造就成了全國的“官話”。也就是一種大家都容易聽得懂，聽得清楚的話語。
語言是人們相互交往中使用得最普遍也是最重要的一種工具。中國是個統一的國家。不論你是哪個民族，生長在哪個省、哪個縣，即使在封建社會，交通不便的情況下，總還是有很多人要晉京趕考，經商，謀官，議事；京城也總會派欽差大臣，文官武將到各地巡撫，乃至“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去視察和理政。因此，除了各自保有民族語言和地區方言之外，中國人民共同創造了北京話。
為了達到大家都聽得懂、聽得明白的要求，北京話必須博采眾家之長，又克服各種方言之短，不斷地改造和完善自身的音、聲、腔、調。譬如，北京話既保留著北方話的平實通達，又汲取了吳儂軟語的清脆優雅。咬字真切，像東北話的齒音，“十四”不分，上海話的“一二”不分，廣東話的“王黃”不分，湖北話的“劉牛”不分，湖南話的“發花”不分，天津話的“勇容”不分等，都必須加以克服，非常注重字音清晰和四聲的分辨。同時，在平仄和古韻上，又學習荊楚之南音，像“溪西雞奇啼，屋北鷺獨宿”，如果用北方話來讀，那就連格律詩的韻腳都念錯了。
北京話的最後形成，與滿族入主中原有極大的關係。這不僅因為發生了第三次大規模人員、語言的交流和融合，更因為清朝是離我們最近的一個封建王朝，統治全國近三百年之久。我是滿族。具體點說，我們這個民族的文化比較落後，進關之前還處於半遊牧狀態。初進關時隻有60萬人，怎麼能統治文化高的華夏中州呢？原因雖多，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堅決地學習漢文化。包括語言、文字。
然而，語言是互相滲透融合的。進關的滿族旗人雖少，卻主要聚居在北京，相對來說並不少，又處於統治地位，當他們學習漢族語言文字的時候，並非簡單地“放棄”滿語，而是互相“同化”，不僅僅是哈爾濱、齊齊哈爾、薩琪瑪、格格這些滿語的地名、稱謂直接進入漢語，更重要的是語音、腔調、詞彙的融合，共同創造了大家都聽得懂、聽得明白的優美的北京話。
為什麼說優美呢？因為語言是大文化的組成部分，而語言裏麵又包涵著文化的精華。因為北京是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話也就得天獨厚，更容易汲取極豐富的文化營養和多種方言的精粹。人們常說“語言是文學的第一要素”。我們從曹雪芹的《紅樓夢》到老舍、侯寶林的作品中，完全可以感受到北京語言的魅力。他們是公認的語言大師，運用北京語言，達到了如魚得水、如虎添翼、爐火純青的境界，收到了雅俗共賞的藝術效果。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這優美的北京語言，也就沒有作為文藝家的曹雪芹、老舍、侯寶林了。
從這個意義上說，“京味”作品如果不用北京語言，味道也就不對了。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個限度，在文學和影視作品裏，方言俚語絕不是用得越多越好。尤其忌諱使用古怪生僻的方言。人家聽不懂，你的味兒再濃也白搭。《大撒把》這個片名許多南方觀眾就費解，缺少吸引力，還不是您自己吃虧。
北京人
北京人的成分和來曆是很複雜的。首先這裏有土著，那就是聞名遐邇的周口店“北京人”吧。後來這一帶是燕國，與趙國和遼國交往較多。北京是溝通我國南北的通衢大邑，兵家必爭之地。燕太子丹派荊軻刺秦王，事敗之後，太子丹逃到遼寧本溪，秦兵窮追不舍，他被迫投河自盡，至今這條河還叫太子河，傳說是很悲壯的。秦滅趙，將20萬戰俘統統殺掉，也很慘烈。“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還！”這樣的燕趙悲歌，唱出了北京人民最崇尚的正義感。
蒙族入主中原，許多蒙古入住進北京，建設元大都，據說“胡同”就是由蒙語演變而來的。元朝曆史短，不足90年，大部分蒙古人又撤回草原去了。
明朝由南京遷都北京，是第四次南北人員、語言的大交流、大融合。特別是把中原和江南文化的精華“帶”進了北京。為繁榮北京的工商業，從南京和江浙遷移來的能工巧匠就有兩萬戶之多，像景泰藍這樣精美的手工藝也帶進了北京，發展為北京的傳統工藝品。以建築為例，所謂“九城十八門”的北京城，最後建成於明朝永樂年間，其建築工藝和質量遠遠超過元朝（現存元大都的北城牆是土城），而在城市規劃、布局、皇宮設計、審美觀念和建築風格的各個方麵，都是與中原（漢）文化一脈相承的。
滿族入主中原、定都北京的時間長，對北京的影響又“近”又大，舉一例便可明了：隻有到了清朝，（各個朝代連續修築近兩千年的）萬裏長城才失去了禦敵的意義--由邊牆變成了內牆和曆史文物。周總理在談論滿族的時候曾經說過（大意）：幸好我們繼承的是清的版圖，如果是明的，又當如何？
有趣的是，滿族在全心全意學習漢文化的同時，將自身的許多特點也溶化進去了。當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時候，盡管孫中山先生提出“驅逐韃擄”的口號（這口號在那特定時期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我們無須苛求於前人），北京的以及分散在全國各地的滿族旗人並沒有逃回老家去，而是紛紛改成漢姓，使用漢文漢語，就地“冒充”漢族。
滿族是個勇敢好學、十分開放的民族。在我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是立過大功的一員。曆史上的“康乾盛世”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鼎盛時期，無論經濟、文化、軍事、版圖，都遠遠超過包括“盛唐”在內的所有封建王朝。然而，大清帝國的後期卻備受帝國主義列強欺淩，衰敗得那麼慘。也許因為清朝的後半葉政治太腐敗，中國封建社會的種種弊病在此時期暴露得最充分，國難、國恥接二連三，辛亥革命之後的相當一段時間，許多學者在談論曆史時才隻講“盛唐”而不提“康乾”。直到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實事求是的思想占了上風，人們才深入研究清史，反映“康乾盛世”的文藝作品，包括前麵提到的許多京味電視劇也接二連三地創作和播出了，而且頗受廣大觀眾的歡迎。
我說這些往事，還是為了挖掘和了解北京人特有的心理素質。換言之，無論是英法聯軍、八國聯軍對我國的侵略，給中華民族造成的災難和屈辱，還是“戊戌變法”失敗所帶來的痛惜心情，更有“五四”運動引發的民族覺醒和希望，這些左右曆史進程的重大事件，足以震動全國，那麼，在“親身”經曆這些事件的北京人的心坎兒上怎能不留下更深刻的烙印呢。
今天的北京人當中究竟有多少滿族或“旗人”的後裔？誰也說不清楚。有個漢滿通婚的問題，更有曆史原因。最近一次全國人口普查，滿族人口在短短的十幾年當中就翻了一番，近一千萬了，僅次於漢族和壯族，排老三。是滿族人不搞計劃生育嗎？當然不是。隻因為黨的民族政策進一步深入人心罷了。侯寶林直到1980年才承認是滿族，記者問他為什麼不早說呢？答曰：“從前怕你們欺負我。”這話很幽默，卻是登在報上的，假不了。作家朱春雨8年前才改成滿族，他的孩子也得跟著改吧。我弟弟已改成滿族了，我也想改，管片的“片警”說：“誰都知道您是滿族作家，就甭改啦。剛發了居民身份證，改起來多麻煩。”此話不足為訓。不過，尚未“改正”的滿族市民大概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