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台灣的錄像片裏看到，那位光頭電視節目主持人淩風先生，在大陸采訪時學了幾句順口溜，回去一說，引起全場觀眾會心的笑聲。其中一句便是：“十億人民九億侃，還有一億在發展。”
不久，出生在台北的侄女兒到北京來，閑談中，我問她懂不懂“侃大山”？她立刻笑了，“我也應該算是個北京人哪，還能不喜歡侃大山嗎？‘十億人民九億侃’，我們住在台灣的，至少也屬於那‘還有一億在發展’之列的吧！”
但她不明白為什麼把擅侃之人稱為“侃爺”？還問我：“叔叔您是不是個侃爺呢？”
我認真地說：“不但我是侃爺，你爸爸，你爺爺，還有你爺爺的好朋友們：孫伏園，梁實秋，老舍，羅常培，林語堂這些老先生們，個個都是侃爺。”
這下子可把她唬住了，眨巴著眼睛似信非信，“是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啦。孫伏園先生擔任《京報》副刊主筆，一口浙江味兒的北京話，不但能夠侃得天昏地暗，還寫了許多通俗易懂、讀起來趣味兒很濃的散文，不信你到北京圖書館去翻翻當年的報刊就知道了。梁實秋先生的作品你一定是讀過的，最近大陸出版了他的散文集，是暢銷書，他也擅侃，還給老舍先生做搭檔登台合說過相聲呢。老舍先生是語言大師，愛說笑話兒，他創作的小說、話劇享譽天下；年輕人卻不一定知道他還寫過許多鼓詞兒、相聲段子、歌詞兒、平民識字課本，乃至謎語、笑話兒。另一位語言大師羅常培先生當過語言研究所所長，是語言學的專家、奇才，不但中國各地的方言，就是各種外語，也能很快學會，他侃起來，有地道的北京話，也有‘南腔北調’，妙趣橫生。林語堂先生說話、行文最講究幽默感，‘幽默’這個詞兒就是他音譯創造的，（最初魯迅先生不讚同，可是又找不出更好的漢字來重新翻譯，若幹年後，魯迅先生的文章裏也使用‘幽默’這個新詞兒了）。他們這幾位哥兒們聚在一起時，說笑話，侃大山，簡直就是一場相聲大會。可惜我當時年齡太小，又沒有錄音機，否則記錄下來，稍加整理就是一部新的《笑林廣記》。”
話題兒由此開始。我告訴她，北京的平民百姓特寬容，不論什麼人，隻要有一技之長，或者在某一方麵小有名氣的，皆可稱“爺”。喏，既然年紀輕輕的賈寶玉可以稱“寶二爺”，那麼，曆盡滄桑的老妓女賽金花也可稱“賽二爺”，倒買倒賣的小販兒是“倒兒爺”，蹬平板三輪車的是“板兒爺”，和尚、道士以及道貌岸然的說教者是“陀爺”，有地位的大演講家和沒地位的擅侃者都可以被尊稱為“侃爺”。甚至還有“兔兒爺”嘛。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不分貧賤皆可稱“爺”，這實際上是平民意識對封建社會等級觀念的一種挑戰。
“侃”這個漢字隻有一種含義：剛直貌。經典的用法見於《論語》：“侃侃如也”。現代字典的解釋也是：“理直氣壯的樣子。如：侃侃而談。”可見它是個很完美的褒義字眼兒。那，為什麼許多人又覺得“侃”字帶有不嚴肅、不求甚解、“海闊天空”、誇誇其談、乃至“遊戲人生”的味道呢？我看這主要是受了“調侃”和“侃大山”這些詞兒的影響。
其實，深究一步，我們過去的生活氣氛是不是有點兒過於“嚴肅”了呢？
有些話我沒對侄女兒說，她畢竟是從台灣來的，說簡單了聽不懂，讓她聽懂又太費口舌。譬如“文革”當中砸花盆兒、金魚缸，沒收象棋、撲克、麻將牌，全國隻有八個“樣板戲”，以及根本不屬於文藝的“語錄歌”、“忠字舞”。老百姓生活在“文化沙漠”之中；江青之流不甘寂寞，就偷著看美國電影。誠然，那十年是“史無前例”的歲月，連說話都得小心，甚至“三人不談話”，開會隻能說假話，誰個還敢侃大山？但是，那“史無前例”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不是偶然事件，痛定思痛，絕不該忽視它的種種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