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1958是“鑄劍為犁”的歲月。這一年，中國人民誌願軍全部撤出朝鮮戰場，回到國內；解放軍有十萬軍官轉業，到北大荒等邊疆地區建立軍墾農場和糧食基地；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則是農業大躍進。全國到處“放衛星”，有畝產“七千斤小麥”和“萬斤水稻”的奇跡。人們都說這一年獲得了特大豐收，後來才知道，安徽、河南……餓死了很多人。
我在“反右鬥爭”中受批判，從部隊複員回到北京，處於失業狀態，幾經周折，才分配到新建的農機研究所當秘書。這百把人的小單位要兩個秘書，分管黨務和科技。我不是黨員，又不懂技術，怎麼工作呢？所長張清同誌是小八路出身的“機電迷”，會開車，會修理拖拉機和收音機，當過國營農場的機務場長，被譽為新中國第一代農機運用學專家。他跟我談話很直率：“哪兒有現成的專家？學習嘛！你的家庭出身不好，這沒法選擇，但是可以改造思想，脫胎換骨。還有另外一種脫胎換骨，就是把自己改造成技術人員。你才二十八歲，隻要肯吃苦，我就送你到農機學院當旁聽生，白天盡可能地去聽課，晚上住在研究所，開夜車完成秘書工作。邊幹邊學，三五年就能變成內行。”
我接受了所長的“設計”，決心完成這兩種脫胎換骨式的自我改造。實踐證明，變內行的難度小一些，我把家務和教育女兒的事情推給了妻子，一周乃至一個月才回趟家，用五年時間學完了農業機械化的專業課程，雖然沒有文憑，卻能應付工作，因而在研究所和農機局工作了二十一年，還是先進工作者。改造思想的難度就大一些了，從我第一次寫入黨申請書算起，接受考驗的時間不算太長，隻有三十三年。入黨也不算脫胎換骨--我仍然熱愛文藝，離開了農機戰線。但我心裏始終編織著“犁之夢”，常用筆來描繪農業機械化的美景。
試點春秋
學習農機專業，首先要學毛澤東關於“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的大量論述。少年毛澤東幹過一些農活兒，後來的革命生涯，無論創辦農民講習所，領導秋收起義，還是指揮“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鬥爭，南征北戰幾十年，基本上沒有離開農村，應該說他是了解農民疾苦的。在農業合作化基本完成的1955年，他提出用二十到二十五年時間在全國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設想。當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搞得沸沸揚揚，似乎可以“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時候，他批評國務院遲遲不成立農機部，說“我來當農機部長”！這大概也是一種緣份吧，在全國紛紛建立農機機構的時候，我才有幸進入農機研究所，跟鐵牛作伴兒，跟農民一起“修理地球”。
1960年國家科委八十項重大科研課題的第一項，就是“農業機械化、農業機具係列化試驗點”，當年投資80萬元，試點設在北京郊區，由幾十位正副部長和市委農業書記趙凡同誌組成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由我們研究所承擔組織工作，張清所長兼辦公室主任，我也就成了試點辦公室的秘書。
這個試點聲勢浩大，在“開門辦學，深入實際”的教育和科研方針指引下，把北京農機學院、清華大學和農業大學的一千多師生，農科院的專家學者，以及國營農場的幹部們組織進來，成立耕作機械、收獲機械、排灌機械、畜牧機械、菜田機械、水田機械、農副產品加工機械等十個專業組，又細分出幾百個研究課題--譬如犁，就有半機械化畜力7寸步犁，雙輪雙鏵犁，機械化的7鏵犁，5鏵深耕重犁，開荒圓盤犁，淺耕旋轉犁，水田犁等許多種。按照“選、改、創”的方法，展開了選型引進，改良設計，製造樣機，試驗定型和推廣使用等多方麵的工作。這隻是一項犁呀，再加上別的項目呢，因此又要與許多機電工廠聯合組織“社會主義大協作”。
犁，是人類進入農業社會的標誌。我在清華大學一位研究農具史的老教授那裏吃驚地看到《中國農具圖譜》上，西漢的畜力木犁已經相當完善：由彎曲的犁轅、犁柱、犁托和鐵製的犁鏵組成，其設計完全符合力學原理。再聽教授講課，才進一步知道，西漢木犁是我們的祖先進入鐵器時代之後的重大創造。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生產工具是生產力最活躍的因素，它代表著當時的生產力水平。更令我震驚的是，兩千多年之後的中國人，普遍使用的還是這種“西漢木犁”！糧食畝產也仍然停留在兩百來斤的“西漢水平”上。這真是中國封建社會“超常穩定”的可怕現象啊。而那些後來居上的歐美各國，已經有二百多種先進的機耕犁了，農業生產水平也遠遠超過我們這個古老的農業大國。這件事，在我心裏掀起波瀾，決心學農機，幹農機，投身老教授編織的“犁之夢”。
兩千多人的試點工作一旦鋪開了攤子，便成騎虎難下之勢。且不說師生們雷厲風行地來到田間上課，食宿問題多麼困難，隻說這幾百個研究課題開展起來，紛紛申請經費、鋼材、工具、儀器，國家撥給的80萬元哪裏夠用啊。當年知識分子的思想處於畸形的“聽話”狀態--經曆了57年“反右”，58年“拔白旗”，59年“反右傾”，如今響應號召走出了課堂和試驗室（大多是寫了決心書，打鑼敲鼓歡送出來的），那就是“不完成任務決不收兵”了。
試點辦公室設在北郊農場的兩間平房裏，各種申請報表如雪片飛來。尤其是那些可愛的教授、專家（課題負責人），熱情比天高，拿不到急需的資金、物料就“泡”著不走。辦公室門庭若市，張清所長的眼球上布滿了血絲，還說他“就喜歡這樣幹工作”。我這個秘書可就慘了，隻好硬著頭皮到農場的食堂去賒賬打飯，讓恩師們吃飽、吃好--此時正值“瓜菜代”的困難時期，我到田間聽課，知道教授吃的是玉米麵菜團子、南瓜湯，現在應該讓他們吃上白麵饅頭、大米飯才對。至於賒賬，錢還好說，張所長批個條就能報銷，隻是我欠食堂的糧票日漸增多。我們的口糧定量都是每月30市斤，其中粗糧票20斤，麵票和米票10斤。聽說有位教授在周總理家裏吃了一頓飯，鄧大姐還要收他半斤糧票呢。由此可見，我大膽賒欠食堂二百多斤糧票，相當危險，搞不好還得受處分。為什麼不向恩師收糧票呢？說來慚愧，他們的麵票米票都留在了家裏（留給老人、幼兒和浮腫病人），自己既然下鄉，就是來和學生一起吃菜團子的。全怪我這個旁聽生“尊師重教”，主動端來饅頭米飯，那年月，可是不吃白不吃啊。
這一年仍然處在大躍進的氣氛之中，試點工作進度很快，難題越來越多，小小的農機研究所一件也解決不了，隻能給上級打報告。單項報告之外，張所長還叫我每夜寫一份情況簡報，打印50份，必須第二天上午送到試點領導小組成員的辦公室。我們沒有小汽車，天不亮就開著拖拉機進城，去各部委送簡報。哪位領導有批示或解決了某項難題，在下一期簡報裏必定寫明，張所長說，“這樣可以調動領導的積極性，瞧，這位部長給了鋼材，那位部長就不給油料嗎？”
鋼材是計劃經濟時期最難搞到的“一類物資”，而農機則是“吃鋼大戶”。況且，我們需用的鋼材型號複雜，“薄板”最多。一次，領導批給20噸鋼材，沒承想拿到手的竟然是首鋼“超產”的鋼錠，4噸重一個，不敢不要哇，它也頂指標嘛。換不到“薄板”，隻好租用5輛汽車，把它運到貴州去“開坯”，再運到河北宣化去軋薄。浪費了多少汽油、加工費和時間？這在計劃經濟、“條條專政”的年月，也隻能誇我們“政治掛帥，不計成本”地克服困難了。
張所長是個“年輕的老革命”，工作很有魄力，他經常在北郊農場召開試點領導小組現場會，幾乎每月一次，大多安排在星期日。這一天，總有包括吉姆牌高級轎車在內的幾十輛小汽車來到昌平縣這個農場的場部，連公安局都為之加崗放哨。農場書記、場長也是試點辦公室的副主任，自當竭盡“地主之誼”，從內部“調劑”出一些“淘汰雞”、“毛蛋”、“小牛肉”（牛場因缺少飼料而屠宰的牛犢）、“奶豆腐”（因屠宰小牛而多餘出來的“初乳”，特濃，不宜上市，卻能製奶酪），還有榨油廠的一項“秘密發明”--從榨過油的豆餅裏再次“高溫提煉”出來的“超產油”……這些都屬於“計劃外”的精美食品，再加上不知用什麼名目“調劑”出來的大米、白麵，每次都為試點領導小組會議提供幾桌豐盛的午餐，每位收費8角，免收糧票。此事有幾點內情不妨在40年之後公諸於世：一、由於我與姚依林同誌是鄰居，聽他說，在人大會堂開會至深夜11時，便供應每人一碗肉絲麵，收費8角，糧票3兩。我告訴了農場趙場長，他才援例收費8角。二、趙場長說，“人大會堂不種糧食，應該收糧票；咱是農場，收糧票影響不好。”我便乘機請他批準“豁免”了欠農場食堂的二百多斤糧票。三、每次領導小組的現場會，分別視察我們的小麥割曬機，玉米剝皮機，奶牛場、養雞場和養豬場自動化係統，張所長事先布置好，讓專家教授當麵向部長們提出所遇到的難題，有些當場就獲得了解決，一如現場辦公會。四、散會前，趙場長總能不失時機地派人把一些“不宜上市”的食品悄悄放進小汽車裏，而且一律向家屬或司機收費，不讓領導幹部為難。五、開領導小組會怎麼還有家屬呢？這都是張所長和趙場長的精心安排：首先是把會期定在星期天，第一次開會和“豐盛的午餐”時，他們就說：“占用領導同誌的休息時間，很過意不去。不是星期日也輪不上我們召開現場會呀。下次請把夫人和孩子也帶到鄉下來玩吧，就算郊遊，兩不耽誤。”於是，便有一些家屬跟車前來參觀農業機械化。關於這些內情，讀者朋友千萬不要認為是領導幹部“多吃多占”，相反，我舊事重提，倒是有點兒心酸，您想啊，這些部長，不是和我們一樣處於“瓜菜代”的艱苦生活狀態，共同度過三年困難時期的麼？若不清廉，他們怎麼會缺少幾斤“毛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