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試點隻辦一年就停了。原因甚多，主要是經濟力量不足。譬如，專家設計並在北郊農場建成的萬頭機械化豬場，由於精飼料沒有來源，僅僅飼養一百頭豬，作個“示範表演”而已。建成的十萬隻機械化養雞場，無人投資，也因為飼料短缺，根本沒有進雞。水田機械化的“電犁”和“閃電施肥”的電網架設起來之後，由於管理和培訓農民的工作跟不上，反而造成耕牛觸電，也拆除了。但這並不等於試點失敗。《試點總結報告》是我執筆寫的：通過“選、改、創”，初步獲得了數十項適合北京地區使用的農機具；選購拖拉機和維修設備，裝備了北郊農場的機務隊和農機修配站；許多設計方案和圖紙資料，留交北京農機研究所繼續使用。“失敗”的項目也是收獲，它告訴我們，農業機械化的資金主要應由農場和公社自力籌集，國家隻能支援帶有科研性質的少數項目。寫到這一點時，有個例子被張所長刪掉了--北郊一戶農民養48隻鴨子，賣鴨蛋賺了些錢，上級就批判他違反“以糧為綱”的方針，不準搞這種“損公肥私”的家庭副業--我寫此事的本意是說，農民手裏沒錢，怎麼為農業機械化籌集資金呢？何況鴨子和鴨蛋都是市麵上奇缺的食品呀。可是張所長說，雞鴨會偷吃集體的糧食，要是社員養的雞鴨多了，私心也就重了，必然分散為集體幹活兒的精力。他還嚴肅地批評我“不懂政治”。
“自古種菜如繡花”
北京的農業要為大城市服務，這一點我們是明確的。農機部也要求我們成為蔬菜機械研究所，並於1962年投資一百萬元建所。張所長叫我兼管基建，便在西三旗買下北郊農場的37畝糧田，每畝才52元，便宜得令我吃驚。隻因為市委不同意我們太專業化了（還得兼顧糧田和畜牧機械），所以才沒有掛出蔬菜機械研究所的牌子，但在內部力量分配上，仍然側重蔬菜機械。
近郊區有30萬畝基本菜田，以四季青公社為代表，種植著幾十個品種的鮮菜，供應首都市場。菜農說，“自古種菜如繡花”，農藝要求很細，而且占用大量勞力，“一畝園，十畝田”，老北京人把菜田叫園子，稱菜農為把式，園頭，七百年帝都嘛，菜農有著精耕細作的傳統。譬如六十年代的菜農播種小蔥，還是把那薄如紙屑的蔥籽兒含在嘴裏滋潤一會兒再噴出去。黃瓜、茄子、辣椒、西紅柿等細菜，先在陽畦裏育秧，然後移栽到菜田去，而趴在陽畦邊上起秧，人頭朝下，一幹半天，臉都腫了。當我們看到這些情形時，自然會感到蔬菜機械化的迫切性，和研製這些“繡花機”的難度。
四十多年前的四季青公社，並不能真正做到“四季常青”，它的細菜產量還很低，尤其是解決不了全年均衡上市的需求。夏天的西紅柿一毛錢一筐，冬天可就全靠貯存的大白菜和大蘿卜了。大白菜是咱北京人的“看家菜”，從秋後吃到來年春天小白菜、水蘿卜、菠菜上市。每年11月中旬大白菜集中上市的時候，市政府都要組織一場大規模的“運、售、貯”戰鬥。送大白菜的馬車、汽車、拖拉機阻塞街道，連交通警也沒了脾氣。菜店門前的大白菜堆積如山，市民連夜排大隊購買，職工買大白菜誤工算“公假”，副食品商業局的職工和居委會全體動員，給白菜分級、發票、過秤，乃至協助居民搬運。11月下旬霜降，如果銷售拖遝，或寒潮提前，那大白菜一凍一化就會流湯。我見過成堆的爛菜泥，臭半條街！即使不受凍，大白菜在收割、裝卸車和銷售的過程中也會損失很多菜葉，居民買到家裏，要給它曬太陽，除去一些水份，再剔除一些殘幫敗葉，碼放在不冷不熱的地方貯存，此後每隔十天半月還要倒垛，摘除“燒心”的爛葉，以免它從心裏往外爛掉，吃的時候又要把外層幹菜幫除去--此時的大白菜已經損失過半了。我不厭其詳地訴說大白菜，因為我這個老北京不但吃了幾十年大白菜，深知大白菜是一寶，又為年年糟蹋那麼多的大白菜而心疼，內疚--好賴咱也是個農機技術員呀，就不能為大白菜機械化多做點貢獻麼。
我們研究所始終抓住“大白菜、大蘿卜起壟播種聯合作業機”不放。因地製宜，不違農時，是農機工作的天條。北京地區在6月中旬開始麥收，月底才完。又要趕在7月底雨季之前完成大麵積的大白菜、大蘿卜的整地和播種。北京市民不能缺少大白菜，農民更不能缺少大蘿卜（醃鹹菜，天天吃），為了搶農時，這種聯合作業機深受歡迎，鋼材緊缺，市裏也如數撥給，價格貴，公社也買。因為它能一次完成起壟、開溝、播種、鎮壓等多道工序，比人工播種的質量還好。
參加技術服務隊
蘇聯政府20世紀30年代曾經把一大批（30萬台）拖拉機投放到集體農莊，結果是沒用兩年全部報廢。因為沒有培訓出熟練的機手和修理工，沒有形成合理的農機管理機製和維修網。相比之下，我們社員的文化技術水平，還不如人家的莊員。有鑒於此，北京市於1965年組成大規模的農機技術服務隊，由王純副市長任總隊長，下設四個分隊，以市屬農機、機電、生產資料等部門的二百多名技術人員為骨幹，以“滾雪球”的方式開展工作--下到區縣，相關的技術人員就參加進來，下到社隊，負責“機、電、水”的管理人員也參加進來，總數達到兩千餘人，分片分期地進行農機普查和檢修，同時舉辦電工、機手培訓班，既上技術課，又帶領機手共同檢修他們自己使用的農機具，並建立農機檔案。
我所在的分隊，有骨幹隊員四十多人，負責房山、豐台、昌平、延慶四個區縣。大家背著簡單的行李、專用工具、儀表和緊缺的零件，由一個村走到另一個村，“吃千家飯，住百家店”，從春到冬幹了一年，收獲很大。
與全國農村相比，北京郊區的條件還是比較好的，主要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隊有電和通了簡易公路，所以各種農機具的數量也比較多。然而，突出的問題是社隊幹部文化水平偏低，管理不善，社員群眾更缺乏機電常識，加之國產農機具的質量不過關，在使用過程中損壞率甚高，還經常發生傷人事故。譬如，有一種鍘草機，在房山縣就發生50多起傷手事故，社員叫它“鍘手機”！我們給上級打報告，責令生產廠家停產整頓。又如，服務隊的技工在檢修機具時說聲“缺機油。”生產隊長就回家宰了老母雞，送來半碗雞油。
農村機具普遍缺少維修、保養。昌平縣的不少水泵壞了，棄置不用，或另買新的。我們把壞泵拆開看，有些是吸進砂石，打壞了葉片；有些被雜草、水蛇、死貓、爛耗子堵塞。而那些還在使用的水泵，進水口也不加護網，有的還把清水泵當汙水泵使用。並非所有的機手都缺少這點常識，此中還隱藏著奧秘：社員出工有“甜活”與“苦活”之分，壯勞力幹一天記10分（滿分），婦女和半勞力記5分，雨雪天氣不出工就不記工分。而機手屬於“專攤專業”，全年記滿分。年終結算，按工分計酬，且與口糧掛鉤，“工分工分，社員的命根兒！”因此，通常是大隊幹部和生產隊長的子女當機手，而招工、當兵、上學、提幹等“農轉非”的機會也優先讓給他們，女機手“一嫁軍，二嫁幹，嫁個工人吃飽飯，高低不嫁莊稼漢”，所以機手隊伍很不穩定，有點經驗的老機手走了，新機手也並不安心，往往以此為跳板，一撥一撥地換人。就此問題我們給上級寫過報告，要求對農村電工、機手采取考試上崗的辦法，破除幹部子女的特權，以促進機手的學習積極性和保持隊伍的相對穩定。但在“階級鬥爭為綱”和“官本位”習慣勢力的製約下，王純副市長大概也難下批文。
在技術服務隊的後半年，我擔任分隊長，還學會了修理深井泵。昌平和延慶的山區，由國家貸款鑽了一些百多米的深井，以解決人畜飲水問題。這些價值三萬多元一眼的深井，更沒人檢修保養，有的使用不到一年就壞了。可惜我們也不會修理。請示總隊，回答是全市隻有幾位師傅懂行，已經派往密雲、平穀山區。我立即帶上技工前去學徒，還趕製了專用工具。回來修理時仍然提心吊膽：我們用三天時間，手拉倒鏈，把兩米五長的泵管一節節提出來，幾十節之後才是那大冰糖葫蘆似的九級泵。檢修時，要憑眼力調直幾十根兩米五長的傳動軸。“機器匠，拆了裝，裝不上，咋交賬”？我們再用四天進行組裝，保持傳動軸與泵管、井管“三同心”，慢慢放回井裏去。難就難在我們完全是手工操作，如有一節泵管沒夾牢，或者滑鏈，這三噸重的深井泵掉進井裏，深井就得報廢！如有一根立軸沒調直，或者組裝時有個螺母掉進泵管，那就前功盡棄--得重新把它提出來……真是誠惶誠恐啊，為保持手感靈敏，誰也不敢戴手套，磨出血來也不戴。
當年的機電產品由國家統一分配，生產廠家並不關心銷路，也沒有“保修包換”之類的售後服務。像深井泵這樣的重要產品也沒人管。我學會了這手活兒，在京郊小有名氣，以致“文革”中被“專政”期間，還有人找到“牛棚”，請我去修深井泵，軍代表也不敢拒絕“貧下中農的請求”，隻好“放牛”歸山。
認識了水的艱難
1969年我被下放到平穀農村勞動，不久，市裏又要辦農機試點，便把我抽調到大華山公社“幫助工作”。這次的農機試點共有四處：四季青公社代表菜區，大華山公社代表山區，通縣小海子大隊代表平原，順義北軍營大隊代表丘陵區。這四個社隊基本上概括了京郊農業機械化“因地製宜”的不同需求，比1960年農機試點的規模小得多，由農機局與試點社隊合辦，專職人員十幾個，資金十幾萬，堅持辦了十幾年，出了許多好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