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驢鈴響，火把點點亮，下山馱水忙”--這是我在一篇調查報告裏描述大華山公社李家峪村民尋求生活用水的情景。住進深山村李家峪，才認識了水。這裏曆來蓄存雨水，農戶用缸，小水窖，集體建有蓄水池，以解決人畜飲水。雨水不潔。小水窖裏孳生孑孓。生產隊和農戶都養驢，它是山區的主要畜力，驢群也到池邊飲水，泥土和驢糞便落入蓄水池。我們喝的就是這種水。村民說，“李家峪的男女老少，人人都有半肚子泥球，半肚子驢糞蛋兒！”
這樣的水也貴如油。村民們“一水多用”：先淘米，澄清後洗菜，再澄清後洗臉（全家人用這半盆水，當然不能搓肥皂），再澄清後洗碗筷，此後已無法澄清了，便用它煮豬食。老下是接受“再教育”的，自然應該依法用水。但有一點特殊化--我把髒衣服攢起來，每月回城時，大洗三天--可算有了自來水啦，情不自禁地天天洗澡，放量喝茶，想把自身裏裏外外衝刷幹淨。
每逢旱季，李家峪的蓄水池幹涸，便出現家家趕著毛驢，打著火把下山，往返20公裏馱回兩桶水來的夜景。白天還要抓緊這無雨的時節，清除水窖和蓄水池裏的淤泥，並且修補滲漏的地方。他們年年打井，從未見水，卻也從來沒有放棄過打出井水來的希望。在國家投資、貸款和工廠支農小分隊的協助下，李家峪全村出動，晝夜修路，架電線，還鑽出了一眼百多米深的機井。村民第一次吃到清甜的井水，真是欣喜若狂啊！
林彪摔死在溫都爾汗之後，“四人幫”的極左氣焰受到打擊，北京市數以萬計的下放幹部恢複了工作，我也回到市農機局--關係回城，人和行李還留在大華山--這是我主動要求的差事，繼續搞山區農機試點。有人說我傻。但我忘不了那“西漢木犁”和李家峪人民缺水的情景啊。我在平穀縣下放勞動和“蹲點”工作十年，結交了許多社隊幹部和農民朋友，無話不談，受益良多。後來我從事文學寫作，更相信這句話了：不了解農民，就不了解中國。
人生在世，要真正了解一件事情，並不容易。有了在李家峪跟社員半夜下山馱水的親身體驗，我至今不能容忍浪費水的現象，不論在哪兒，看見龍頭滴水，我就要去把它擰緊。尤其受不了招待所和賓館衛生間的“常流水”，非叫服務員來修不可，否則我就動手修，上街買零件也得修好。我曾寫文章問道：“咱們的衛星能上天，為什麼就解決不了馬桶漏水呢？”當然啦，工業和農田灌溉是浪費水的大戶。我對北京市下決心加強用水管理，包括提高水費，都舉雙手擁護。
實現農業機械化的金鑰匙
計劃經濟的藩籬，阻礙著農業機械化的步伐。我多次參與製訂北京市農機發展規劃和年度生產、分配計劃，深知辦公室裏的計劃訂得再詳細，也跟不上千變萬化的實際需要。舉幾個小例子：我們按照順義縣的拖拉機保有量，一年分配給他們200個輪胎用的氣門針，結果拖拉機站根本買不到。哪兒去了呢？幾番調查，才發現是生產隊的馬車把式搶先買走了。馬車輪胎也用這種氣門針，卻沒有一個“馬車局”為他們製訂計劃。由於缺少氣門針，拖拉機就“趴窩”停用；為了幾毛錢一個的小零件，公社常派人到外地去買，花幾十元乃至幾百元差旅費，還未見得能買到。再就是請客送禮“走後門”，向機電供應單位“求援”。
“三夏”大忙季節，正在使用的手扶拖拉機軸承壞了，哪兒都買不到，生產隊長派機手進城，說了氣話：“買不著你就甭回來！”結果在這個夜晚，北京手扶拖拉機廠抓到了“小偷”（從停車場的新拖拉機上卸了一副軸承），保衛科剛要扭送他去公安局，又在那台新拖拉機的軸承座裏發現40元鈔票--正好是買一副軸承的價錢。農機局長聽說之後，深感內疚，叫工廠立即放人！向這位機手道歉，軸承讓他買走。並且在幹部會上說：“這件事暴露了農機經營管理體製的‘老大難’問題--隻生產整機，不保證供應維修用的零配件，這不成了卡農民脖子嗎？”話說得很透徹，可是這個“老大難”問題依然解決不了。
北京市生產手扶拖拉機較早，郊區的保有量較多，維修上的問題也多。豐台區有個真實的笑話：生產隊的一台手扶拖拉機經常出毛病，一壞，機手就趕著小毛驢把它拉到修配站去。次數多了，隻要往小毛驢身後一套手扶拖拉機，不用人趕，它就會自動拉往修配站。這樣的笑話，您聽了大概也笑不出聲來吧？
吃苦耐勞的中國農民，“臉朝黃土背朝天，胼手胝足幾千年”，直到毛澤東同誌預計的1980年，也未能“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不是農機戰線的幹部職工不努力，更不是農民群眾不想機械化，這是我們夢寐以求的美好前景啊。那麼，發展緩慢的症結何在呢？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製定的正確路線擦亮了我們的眼睛。從大的方麵講，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完善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給各行各業帶來了勃勃生機，經濟建設突飛猛進，綜合國力空前提高，這就給農業機械化奠定了物質基礎，而且掃除了前進道路上的若幹障礙（如前所述的種種弊端）。從農機事業上看，有兩個關鍵的“瓶頸”或“怪圈”被突破了：
農業機械化的資金從何而來？“等、靠、要”國家投資，沒有農民群眾的積極性（甚至還會挫傷積極性），怎能辦得成大事？而且國家也不可能全包下來。反過來說，農民群眾根本沒錢自行投資，在“小學生雙手捧著個雞蛋，到供銷社換半斤鹽，幾盒火柴，或者一支鉛筆”的情況下，農民拿什麼買拖拉機呢？就算銀行撥給一些貸款，社隊也無力還貸，隻好“掛在賬上”，這填不滿的無底洞，是第一個“怪圈”。
農業機械化的優越性主要是解放勞動力和減輕勞動強度，那麼，節省下來的勞動力去幹什麼呢？我們的農機試點社隊就出現了這個問題，“人享機器福，馬長機器膘”，富餘的勞動力沒有出路，但是人人要吃飯，所以仍然跟著大夥兒一同出工，參加記工分和年終分配，造成“一個人的農活兒兩三個人勻著幹，一碗飯兩三個人分著吃”的窩工現象。生產隊的開支沒有減少，反而多了一份機器、油料、維修方麵的經濟負擔，或曰“雙重開支”--機械化使得農業生產成本加大，工分值下降，社員變得更窮了，這是第二個“怪圈”。
怎樣突破的呢？靠的是鄉鎮企業大發展。京郊雨後春筍般興起的鄉鎮企業，給農村的富餘勞動力找到了出路。在地少人多的情況下，從經濟利益上講，隻有一個農民在工副企業裏創造的價值超過（或遠遠超過）他從事農業勞動創造的價值時，他們才能真正感受到機械化帶來的好處。也隻有農業機械化解放出大量勞動力，充實和促使鄉鎮企業大發展，農民才有力量向機械化投資，進一步提高機械化水平。這種良性循環，終於使人們找到了實現農業機械化的金鑰匙！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黨的富民政策，使北京郊區向著現代農業大踏步前進。我熟悉的這些地方變得更加可親可愛了。您還記得每年“龍口奪糧”時節，都要動員大批職工、戰士、學生下鄉幫助拔麥子嗎？現在靠聯合收割機，麥田裏看不見幾個人。順義的麥田最多，一周之內就能完成全縣的麥收戰鬥。通縣大稿村的兩千畝農田，從前要600個勞動力幹的農活兒，現在由16人的機務隊全部承包。節省下來的人員，幹工商業，建築業，服務性行業，青少年一律上學讀書。雖然糧食產量翻番，農業收入倍增，卻隻占總收入的百分之幾。這樣的村莊多得很，農舍建築和設施不亞於城市，所以通縣、順義、房山都改為區了。
四季青鄉真正實現了“四季常青”，現代化溫室裏一年收獲八茬黃瓜，寒冬臘月也“頂花帶刺”，鮮菜、細菜全年均衡上市。外地（遠如海南島）的瓜果蔬菜也供應北京，冬天的菜市場裏也有幾十種鮮貨任你選購。北京人已經不必家家貯存大白菜了。當我聽說北京的大白菜也能出口時，真是欣喜之情難以言表啊。
“遙望大華山，石頭連著天，來到大峪子，磨破鞋底子”--這是我當年日記裏寫的實情。大峪子村是我住過的地方，村前有二百多畝荒河灘，我們試點幹部就發動村民在河灘裏種樹，先挖個一米直徑的坑，用試點的拖拉機從遠處運來黃土回填坑內，再運來核桃樹秧栽進去……如今已是果樹成林。望著那掛滿枝頭的青皮核桃，便想起“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的老話。是呀，功在群眾，但這裏也灑下了我的汗水，內心還是有幾分驕傲，幾分欣慰。當年大華山的銀白杏隻賣2分錢一斤，靠人背驢馱運不出去呀，大多爛在溝裏，以致山泉帶酒味兒。柿子、紅果、大棗6分錢一斤，核桃、板栗一毛錢一斤，賣得如此便宜，主要是缺少運輸能力。那年柿子豐收，裝滿筐的柿子在公路兩邊擺了幾裏長，等待當地駐軍派汽車來幫助外運。現在華山的大桃成了名品，坐飛機遠銷海內外。平穀縣有許多旅遊景區，“果秋”時節還開放多處果園，舉辦“采摘旅遊”活動--這種歐美中產階級的時尚，也飛到了京郊山區。
當我重訪李家峪時，這裏已經鑽有五眼深井。有自己的汽車、拖拉機，有商店、學校、工廠。更可貴的是他們堅持造林，遍山鬱鬱蔥蔥，“有林就有水”，“一片森林就是一座水庫”，涵養水源，改良環境，林茂糧豐，已經成為聯合國認定的水土保持先進單位。當我情不自禁地向外國遊客介紹“李家峪的水”時，沒料到老外也會說中國話“換了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