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已經沒有蘇聯老大哥了。我們國內的舞會也不再由機關單位免費舉辦。然而，夜總會，卡拉OK歌舞廳，KTV包房，星級賓館的舞池，大約數以百萬計，千萬計，大款揮金如土，公款連土都不如，三陪小姐隻會笑，不會哭。群眾不是創作了這樣的新詩嗎？“……更喜小密白如雪，三陪過後盡開顏”。
亮相會
這種會，可視為“文革”中的副產品。當年很多領導幹部成了“走資派”，很多學者成了“反動學術權威”，很多文化名人成了“黑線人物”，紛紛被扣上“叛徒”，“內奸”，“特務”，“黑幫”，“三反分子”……的帽子，被打倒了，“靠邊站”了，被“群眾專政”，關進“牛棚”了，隔離審查，或被逮捕，“監護”，關進監獄，迫害致死，致殘，或生死不明。在人人自危的情況下，就創造了這種亮相會，譬如國慶登上天安門城樓，或出席什麼大會在主席台就座，會見外賓，乃至參加什麼追悼會，報紙都要披露一串名單，讓他們公開亮相。讀者也很重視這種名單，如果看到老首長、老朋友、老同學、親戚，乃至自己的名字公開上了報紙，就會非常高興，還可能感動得熱淚盈眶。因為名字見報，就說明這個人還活著，而且是“好人”，不是“牛鬼蛇神”，是“同誌”，不是“階級敵人”，即使有的已經是“走資派”，被打倒了，現在能夠公開亮相，也說明他不是“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已經屬於可愛的“人民內部矛盾”，被解放了！至於看到自己的名字上報，更重要的好消息，因為，盡管允許你參加了某某的追悼會，並不等於“文革”當局就宣布你不是“牛鬼蛇神”了呀！現在上了《人民日報》的“好人”名單，它就是一紙護身符，造反派就不敢隨便揪鬥你，紅衛兵就不敢抄你的家，你的親屬子女就不會受欺辱，連街道居民委員會的“小腳偵緝隊”也不敢隨意上門“檢查衛生”了。甚至，親朋好友看到了你的名字，還會歡欣鼓舞，奔走相告，喝四兩“二鍋頭”哩。
這種亮相會，是中蘇合造的土特產。它具有中國特性，因為“亮相”原本是京劇的傳統表演程式，不論關羽、張飛、趙子龍，一旦上場，必然先來一套亮相的表演，外國發明的電影、歌劇、話劇，都沒有這一套，專利權隻能屬於中國。蘇聯創造了“名單學”，不論領導人登台，就座，還是名單見報，必然是第一書記打頭，再按照官階和權力的大小魚貫排列，絕對不準出現差錯或順序顛倒，那在國內會引起恐慌，外電則會認為鐵幕後麵發生了政變。這種“名單學”是否受到了中國小說《封神榜》和《水滸傳》裏聚義廳梁山好漢排座次，誰坐第幾把交椅的影響？我沒調查，不敢亂說，可留給曆史學家仔細考證。不過，說這種亮相會加名單學是中蘇合造的土特產，大概不錯。
這種亮相會和名單學，實在是具有特異功能。讓誰見報，不讓誰見報，誰誰出席了會議卻不見報，誰誰沒出席會議卻見了報（連報紙上的新聞照片都可以搞“換頭術”嘛），這些官場奧秘，真不知道相聲大師侯寶林是怎麼弄懂的？你聽過他說的繞口令嗎？“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榮譽會
某某參加了一次什麼代表大會，登上天安門城樓，或者觀禮台，或者參加過一次國宴，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這都可以成為終身榮譽。因此，讓誰獲得此種榮譽，不讓誰獲得此種榮譽？各級黨委的組織部門，保衛部門，統戰部門，民委，教委，體委，科委，工會，婦聯，文聯，青年團，每年都要忙活好多次，分配名額，呈報材料，逐級審批，以及由此派生出來的若幹小型討論會，協調會，資格審查會，“過了篩子又過籮”，還常常因為“擺不平”而苦惱。假若出席一次大會，不算什麼重大榮譽，可能各個部門也就不會如此重視了。換言之，假若各個部門不是如此重視，出席一次大會也就不至於成為重大榮譽了。可惜呀，上級部門過分重視，下級單位和社會輿論也就跟著重視，互為因果，水漲船高，自我加碼，進入怪圈，形成習慣，騎虎難下，一件尋常事，變成了包袱。
例如，有位勞模出席代表大會，與毛澤東主席握過手，他感到非常幸福，會議期間便舍不得洗手，回到原單位之後，又跟很多工人去握手，讓大家分享偉大領袖給予的這份溫暖和幸福。對於一位工人勞模而言，他這樣做，也無可厚非。然而，報紙對此事進行大量宣傳，用政治化、庸俗化的語言加以渲染，好像握過“領袖的手”之後，這位勞模的手也具有了“活佛摩頂”般的魔力，足以向眾人傳遞吉祥--這種宣傳，實屬“造神運動”的組成部分。
另一位勞模時傳祥，出席代表大會時與劉少奇主席握過手，這場景被拍成照片發於報端。時傳祥是掏糞工人，國家主席跟他握手，說明新中國的領導人與普通群眾在政治上是平等的。這本是一件既正常又平常的好事情，然而，“文革”中劉少奇慘遭迫害，被扣上“叛徒，內奸，工賊”的帽子；僅僅與他握過一次手的時傳祥，立即受到株連，也被打成“工賊，糞霸，假勞模”，遊街批鬥，迫害致死！若幹年後，劉少奇的冤案得到昭雪，時傳祥的冤案也隨之平反。嗚乎，出席一次大會，與領導人握一次手，或可名揚天下，或可打入地獄，這種被迫獲得額外榮譽的“暴發戶”，渾身粘滿泡沫般的“附加值”，很可能變成政治舞台上的悲劇人物。
福利會
60年代，我在北京農機研究所當秘書。一次，主管行政的副所長召開中層幹部會，說是上級發給一筆困難補助金，數目很少，要是撒胡椒麵，平均分配，等於打水漂兒，不起任何作用。要是讓全體職工去討論，評比誰的生活最困難？既傷和氣，影響工作，大家叫苦，還會給社會主義抹黑。就算評出十幾位最困難的職工，每人也才補助30元，這就會把他們在群眾中孤立起來，成了眾矢之的--你就拚命幹吧，稍有差錯，或者遲到早退，必遭白眼，“你還是吃了國家補助的哪！”因此種種原因，副所長建議把這筆錢分給中層以上的幹部，又說，現在是經濟困難時期，“瓜菜代”，家家吃不飽，誰比誰更困難哪？他講話之後，沒人反對，事情就這樣辦了。我和會計不是中層幹部，但此事瞞不了我們倆，副所長特別關照，我二人也得一杯羹。這是我投身革命工作以來，第一次參加“給自己分錢”的福利會議，分得30元昧心錢，所以至今記憶猶新。
80年代，我們北京文聯的宿舍樓建成了，僧多粥少，出現了“分房比蓋房還難”的局麵，於是黨組退到幕後，讓各協會推選一名委員，組成分房委員會。按照該委員會公布的條件，我可以分到房，但卻沒有。另一位著名作家，已經有了四套房，還給子女要房，極不合理，某位書記仍然特批“照顧”，還分給他。我自從有了上次私分30元昧心錢的親身經曆，思想也就變壞了，敢發脾氣了，就去當眾質問分房委員會的副主任，這是怎麼回事兒？她回答：“雖然你二人都是專業作家，但是知名度還不一樣！”我說：“他有四套房啦，現在是給兒子要房，我就跟他兒子比知名度行嗎？”互相爭吵幾句，嗓門兒不小，效果甚佳：另一位書記出麵抹稀泥，承認“比知名度是錯誤的”，給我分了房。而且“趙大年要跟某某的兒子比知名度”的事，一時傳為美談。
福利分房，弊端甚多，所以必須改革。平心而論，領導對我還是照顧的，也還比較客氣，作家無權，但有一支惹事生非的筆，動不動就把貓溺公之於眾，實在討厭！由於我沒當過什麼官兒，無緣參加各種福利會議，其中還有多少貓溺？也就不敢妄擬了。現在講究法治，作家也不能亂寫，以免吃官司。上述研究所和文聯的事，寫了就不怕，誰敢起訴，他一定敗訴。
包裝會
30多年前的“廣交會”上，我們擺出來的各種產品，還很不講究包裝。我聽過一次內部情況介紹，說當時的玩具熊貓，一美元一打（一箱裝12隻），港商買去之後，分成漂亮的小包裝，賣一美元一隻，反而暢銷。哪位媽媽一次給孩子買一箱熊貓呢？這樣簡單的道理，我們的玩具廠長卻想不到，因為他隻管製造不管銷售，隻抓產量，不關心利潤。同樣的原因，東北出口的人參，250美元一木箱（10公斤），外商以為是人工種植的，嫌貴，不肯買。還是港商聰明，買回去改成精美小包裝，使這些珍貴的吉林野山參，賣到10倍以上的價錢。為此，外貿部專門召開過包裝會議。一些廠家也開始招收工藝美術學院的畢業生，進行出口商品的包裝設計。可是屬於內銷的產品，仍然不重視包裝，因為不論米麵魚肉糖果餅幹肥皂火柴服裝電器，都憑票證限量供給，價格也是固定的，搞不搞包裝，於廠家於商店皆無影響，何必多此一舉呢。
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重視商品包裝就會吃大虧。出口商品如此，國內變為買方市場，也是如此。譬如，湘西出產一種優質白酒，取名“酒鬼”，又請著名畫家黃永玉設計了酒瓶--宛如一隻裝糧食的麻袋，用黃陶土燒製而成，古色古香，使“酒鬼”大大增色。這種酒好喝，酒瓶包裝也很好。裏外都好，相得益彰，為廠家帶來了豐厚的利潤。
然而，也有另外的情況：隻講包裝，貨色不佳，錦繡其外，敗絮其內。這樣的包裝，變成了欺騙消費者的華麗外殼。
廣告也是一種包裝。80年代，我在電視上看到廣告：有位禿頂男士，使用一種生發靈，長出了滿頭黑發。我也是禿頂，就到西單商場去買這種生發靈，櫃台上還有某醫學會的鑒定書，說經過多家醫院臨床使用，有效率高達97%！售價相當貴，那也買，用了一瓶又一瓶，結果無效，心想，人家講97%的人用後有效，我一定是屬於那倒黴的3%啦。不久，電視台作了揭露：廣告上那位禿頂男子是個啞巴，他原本長著滿頭黑發，先拍照片，剃成禿頂之後再拍照片，兩張照片顛倒著播放，不就是禿頂長出黑發了嘛！應該表揚電視台，它播了假廣告，還有勇氣加以揭露。可惜沒見到那個為假生發靈出鑒定書的醫學會公開作檢討，不肯承認錯誤，就讓人懷疑你這個醫學會，有可能變成假貨、假藥的包裝會。
劣質化妝品充斥市場，已經不是秘密。報載，外國醫生對一千多種染發劑進行化驗，結果發現半數以上含有致癌物質。立刻就有中國醫生站出來寫文章，說染發不會致癌。可惜他的論斷缺乏科學根據，說不出他化驗過多少種染發劑？有沒有劣質的？就大包大攬地給所有的染發劑打保票，讓人懷疑他也是在為染發劑做包裝。前不久讀到一則真實的笑話：某人到鳥市買鸚鵡，綠色、黃色的屬於大路貨，不值錢，唯獨一對黑頭鸚鵡，很罕見，他花一千元買回家，怕鳥兒帶有傳染病菌，就給它洗澡，結果“黑頭”恢複了綠色，盆裏的水卻變黑了！原來是鳥販子給鸚鵡染了頭，而且用的是劣質染發水。
為假醫假藥做包裝的也很多。那本《發現皇帝內經》，就是為江湖騙子胡萬林做包裝的“廣告文學”，胡萬林用芒硝治死了人，成為罪犯，為他做包裝的作家就沒有責任嗎？
包裝會，真是一種奇怪的會，奇特的發明。有的作家，一本書剛問世，就跟評論家打官司，還召開記者招待會，也能起到包裝會的作用，為這本書促銷。有的作家公開罵另一位作家，報刊記者大感興趣，共同炒作，彼此出名，賺錢。
自我包裝，塑造形象，國外也有。葉利欽的女兒，就是她總統父親的形象顧問。美國總統也很注重自己的身材苗條，這有利於競選，或連選連任。前總統福特，上大學時是運動員，直到當選總統，體重一磅也沒增加。布什總統和國務卿貝克，上下飛機舷梯或講台，還要當眾（也是當著電視機前更多的觀眾）來幾步小跑，以顯示自己年富力強，步履輕盈。克林頓本來就年輕，也喜歡電視台播放他晨跑的畫麵。這些包裝，還說得過去。有趣的是，我們的一些明星，其自我包裝術又有新突破，譬如，有的歌星影星，互相打官司（不是沒有一點糾紛，至少是小題大作），對簿公堂，記者趨之若騖，把法庭也變成了記者招待會，成為星星們揚名的自我包裝會。
研討會
出版一本書，一套書，使用什麼紙張，怎樣裝幀，設計封麵，選擇插圖等，都是必要的包裝。近十幾年，流行起來的種種研討會，其學術價值逐漸減弱，也具備了“功夫在書外”的包裝屬性。本來，對一部優秀作品，或者有創新、有探索意義的作品，文聯，作協，科協等有關單位，為之舉辦研討會，邀請專家、學者、評論家、讀者，共同分析研究，各抒己見，進行評論乃至爭論，報刊也把研討會的信息和見解介紹給廣大讀者，或可引起更大範圍研究評論，這樣的會議，對於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科學方針，對於活躍學術思想，幫助作者總結提高，都是很好的事情。因此，這種正派的研討會，大多是由主辦單位提出，並且提供會場和“清潔的”也是少量的會議經費。參加會議的專家、學者、評論家、讀者、記者，並不收取報酬，樂於參加，因為他們也需要學術交流，記者也需要獲得信息。可惜的是，由於多種原因，包括不良社會風氣，庸俗的名利思想，許多研討會變質了，遠離了學術研究的本質。具體表現是：由作者自己或已故作者的親屬提出舉辦研討會，把研討會視為一種榮譽，待遇，乃至福利，互相攀比，“某某都開過兩次了，為什麼還不給我開研討會？”有關單位也難以招架，回答往往是“沒錢”。於是就由作者出錢（有本事的向上級要錢，或者拉讚助，沒本事的自掏腰包）。既然是作者出錢，被研討的作品也就很難保證是“優秀的，有創新、有探索”價值的了。討論一部平庸之作，專家、學者、評論家也就失去了興趣--沒關係，興趣可以轉移--送“紅包”，其實不用紅紙包，一個信封即可，內裝幾百元“閱讀費加車馬費”，還有紀念品，還有豐盛的“工作餐”。俗話說“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短”，於是會上一片讚美聲，甚至不惜使用“劃時代”、“裏程碑”、“經典”之類聳人聽聞的言詞。參加研討會的已經沒有真正的讀者了，因為這樣的作品不值得認真閱讀，或無法卒讀，用幾分鍾翻一翻，會上也能發言，反正是說空話、唱讚歌嘛。隻要有錢，這樣的研討會可以開到人大會堂的某某廳裏去，還可以請到年邁的大幹部，夠了級別，還能上電視。這樣的研討會，必然遍請新聞記者--他們是真正的主角，不必發言，也不須閱讀，有現成的新聞稿連同“紅包”一起奉送，非常省力，但求見報，協同炒作，擴大影響。開這樣一次研討會，有時要花幾萬元。當然啦，有的出版社也願意投資，目的是為本社出版的這些書促銷。有些什麼協會、學會，也樂於主辦有人出錢的研討會，辦得多了，照樣可以從中賺錢。由於學術研究已經名存實亡，為了大家節省時間，索性叫做新聞發布會，由一兩個人唱讚歌，當然不會忘記介紹到會的名流貴賓，其它規格不變，也能熱熱鬧鬧地炒作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