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琇
退休前，我一直在中共黨史教研室工作。“文革”前幾年，屈伯川同誌經常參加我們教研室黨支部會，了解教師們的思想及教學中的問題與經驗。“文革”前後，我與屈院長在兩個階段有進一步深入接觸，加深了解。
1965年秋，屈院長調我和方、潘洪傑三人到無線電係選擇一個小班跟班工作。我們三人分別擔任一至三年級的中共黨史、政治經濟學、哲學三門課的教學，要我們跟班四年到他們大學畢業，了解學生思想的時代特征和四年中思想變化發展規律，在學生畢業時寫出關於學生成長變化的總結。他對政治課的教學專門提出要求，要我們不僅講一般原理，而且要講原著。他認為中共黨史有許多生動深刻的內容，可進行課餘講座，學生自願參加。為此，我講了“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周恩來的崇高品德”、“十大元帥的豐功偉績”等專題，深受學生歡迎，其他年級及外係學生也來聽。屈院長有時也來聽課，並與學生交談，聽取對教學改革的意見。我們三人每隔兩周向他彙報一次工作。由於“文革”幹擾，這方麵工作隻進行一年就中斷了。
1989年“六·5四”事件後，在我校長期思想政治工作基礎上，有些學生經過反思，自發組織起課餘馬列原著學習小組，有四個係學習小組邀我做學習輔導。此後還成立了一批由學生黨員及要求入黨積極分子組成的黨課學習小組。兩種小組簡稱“兩組”，參加者共達5000多人。1990年初，學校成立學生課餘活動指導委員會，下設思想政治教育、科技活動、心理谘詢、文體活動、自我教育管理等五個小組，任命我擔任思想政治教育組組長。同時在共計260多個“兩組”中每組安排一名指導教師。
屈院長那時雖已退出領導一線，但仍多次要我去他家彙報“兩組”學習的計劃安排及學生的學習收獲。在《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及《光明日報》、省市各報多次報導我校“兩組”學習的消息後，屈院長一再鼓勵我們做好這項工作。他提出“兩組”學習要走出去請進來，學得生動活潑一些，可組織學生到先進企業、農村參觀，請老紅軍、勞模、先進企業家來校作報告。屈院長還要我安排他參加學習小組活動。我考慮“兩組”學習都在雙休日晚上，屈院長年紀大了，身體有病，還是由我向他彙報為好。但他堅持要參加，我隻好在靠他家近的數學係在沒有課的下午安排“兩組”學習。當學生聽說屈院長來參加他們的小組學習後，都特別高興。屈院長在參加學習討論時，經常介紹自己的切身體會。他說自己在德國留學及在延安工作時都是擠時間學，多學原著，理論聯係實際，不懂就問，常與同誌們討論，真理愈辯愈明，從而樹立堅定的共產主義世界觀。學生反映，聽屈院長講話深受教育。屈院長身體不好，每次參加小組學習前，我都征求他夫人徐烈英同誌的意見。有時他夫人說，屈院長最近有腦梗征兆，不能去參加。後來他夫人又對我說：“還是讓他去吧！要不他在家裏坐立不安，埋怨你不守信用，為什麼總不安排。”
通過30多年斷續的接觸，我深感屈伯川同誌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投入教育工作，堅決貫徹黨的思想路線，深入一線實際，調查研究總結教育工作的科學規律，培養學生全麵發展德育為先，不愧為一個優秀的共產黨員，一位有突出貢獻的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