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年來，與大團隊的興起相伴，曾國藩的實學、康有為的新儒家思想、袁世凱的金鐵主義、孫中山的民族民權民生主義、蔣介石的力行哲學、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思想相繼綻放中國，成為時代精神，推動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思想家愛默生說：“一個機構就是一個人影響力的延伸。”毛澤東認為曆史上有辦事之人，有傳教之人，有辦事而兼傳教之人。150年來，中國現代化征程中的大團隊通常都有一個傳教之人，曾國藩之於湘淮士子，康有為之於維新派，孫中山之於中國同盟會，袁世凱之於北洋將領，蔣介石之於黃埔軍人，毛澤東之於抗大學員、留蘇學生，鄧小平之於77/78級、留洋學子，都是悉心培養、諄諄教誨。
大團隊和大人物的出現不是偶然現象，總有曆史的大勢參與其中。古人說“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又說“得時者昌”，“形勢比人強”。梁啟超認為英雄能夠造時勢，時勢也能夠造英雄，“英雄與時勢互相為因，互相為果”。梁啟超將英雄分為“應時之人物”與“先時之人物”，但都必須“服公理”、“達時勢”。150年來的大人物既有應時之人物，也有先時之人物。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陳獨秀、毛澤東當是先時之人物，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段祺瑞、蔣介石當是應時之人物。
軍人和知識分子是中國現代化的兩支領導力量，軍人果敢、組織性強，但崇拜效率、缺乏遠見、做事霸道；知識分子深邃、有責任感，但患得患失、膽小軟弱、一盤散沙。毛澤東認為知識分子容易犯取巧的毛病，他說“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高明”。近代以來的大人物身上常常兼有軍人和知識分子的性質，曾國藩、李鴻章、毛澤東、鄧小平皆是如此。曾國藩身上知識分子的成分多一些，他注重終極價值。李鴻章身上軍人的成分多一些，他通權達變，重視事功。
大國擁有大學，大學成就大國。近代以來，柏林高級軍官學校之於普魯士統一德國，鬆下村塾之於日本明治維新，都有巨大貢獻。審視中國現代化的曆史，我們也可以發現大學的力量。通過對史料的分析，我認為影響現代中國的十所大學是嶽麓書院、萬木草堂、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北洋武備學堂、北京大學、保定陸軍軍官學校、黃埔陸軍軍官學校、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清華大學。北洋武備學堂與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本是不同階段的一個學校，但二者影響了兩個時代，我就把它們分開了。一些人會認為上述學校有的算不得大學，但是，這些學校在當時是高層次的學校，從事的是高等教育。比如北洋武備學堂，它是當時中國陸軍的最高學府。比如萬木草堂，開一代風氣，在教學中真正引進了當時先進的西學。至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和莫斯科中山大學，雖然是外國學校，但培養了大批中國現代軍事政治人才。
審視近代以來大國崛起的曆史，我們會發現大國背後每每有一種民族文化。德國有尚力、理性、純粹、勤奮、嚴格的普魯士精神，日本有熱愛自然、尊重知識、崇尚勇敢、愛惜名譽的大和魂。中國開化較早，文明成熟，形成了仁、和、柔、靈的中華氣質。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利有弊，我們不能因為一時的受挫而否定本民族的文化。中國的崛起一定是我們發揚光大了中華文化。
從1860年至今，150年過去了，中國的現代化在器物、製度、文化等層麵上不斷前行。150年來，中國湧現了一撥撥時代英雄，一個個精英群體，一代代人民大眾。是他們，在中華文化的凝聚力作用下，譜寫著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