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行業也是一片繁榮，從固定電話迅速發展到移動電話時代，中國人大都用上了手機，極大地促進了社會進步。在通信大潮中，有兩個中國人異軍突起，成為時代驕子，一個是新澤西理工學院通信專業畢業生吳鷹，一個是深圳大學計算機專業畢業生馬化騰。吳鷹推出了移動通信工具“小靈通”，覆蓋中國數百個城市。馬化騰推出了計算機即時通信工具QQ，集尋呼、聊天、電子郵件和文件傳輸等多種功能於一身。QQ建立了一種新的溝通方式，很快擁有了龐大的用戶，從而對中國人的生活方式造成很大影響。
QQ借助於互聯網，互聯網也是交際網，虛擬社區的概念出現。1999年，斯坦福大學電機工程碩士陳一舟、周雲帆、楊寧帶著20萬美元風險投資回國，在中關村創辦ChinaRen網站，定位於虛擬社區。ChinaRen網站開發了“校友錄”，在全國聲譽鵲起，很快擁有了大量注冊用戶。ChinaRen網站後來被風險投資商賣給了搜狐。幾年後，陳一舟再次投身虛擬社區，攜風險投資成立千橡互動集團，並購新銳娛樂論壇“貓撲網”和校園社交網站“校內網”。校內網有意以母校為紐帶，網羅社會各年齡段、各階層網民。社區網站的生活化性質對人的影響是深刻的，社區網站的規模化用戶對社會的影響也是廣泛的。陳一舟的老創業夥伴周雲帆、楊寧則投身手機互聯網領域，創辦手機互聯網門戶網站“空中網”。由於手機的便攜、隨時隨地，手機互聯網的前景被普遍看好。
互聯網不僅是交際網，還是銷售網，電子商務於是興起。IT精英自然不會僅僅走在互聯網上賣商品這種低端路線，他們要構建一個第三方的交易平台，在商家和消費者中間收取傭金。中國電子商務的先行者是王峻濤，哈爾濱工業大學計算機軟件專業畢業，創辦了“8848”網站，為中國電子商務的發展打下基礎。馬雲是中國電子商務的重要人物，杭州電子工業學院青年教師，他創辦“阿裏巴巴”網站，推動了企業間的電子商務（B2B）。哈佛大學電子工程畢業生邵亦波則進軍個人間電子商務領域（C2C），他創辦了易趣網。馬雲也進軍C2C領域，成立了淘寶網。電子商務極大地改變了中國商業，造就了一個新的商人群體“網商”。越來越多的網民開始進行網上購物，上網“逛街”成為一種生活方式。
不僅國外風險投資者意識到了中國的機會，軟件業巨頭美國微軟公司也挺進中國。1998年11月，微軟中國研究院在北京成立，這是微軟公司在海外開設的第二家基礎科研機構。微軟科研環境開放自由，鼓勵研究人員放眼長遠、敢於冒險、關注前沿、注重交流，這種研發理念對中國科研有一定影響。微軟公司還成立了微軟中國有限公司。李開複、張亞勤、沈向洋、張宏江、高群耀、唐駿等是微軟在華機構的領導人，李開複、唐駿、張亞勤、沈向洋還擔任了微軟全球副總裁。李開複出生台灣，先後就讀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卡內基·梅隆大學計算機係。李開複在中國傳播了很多新的理念，在大學生中很有影響力。唐駿是美國加州理工學院計算機博士，他從工程師做到部門經理、總經理，從外國IT企業跨入中國IT企業、傳統行業企業，探索了中國的職業經理人模式。
自主創新仍然是中國信息產業的軟肋，長期以來IT精英因此被稱為“科技二道販子”，這種情況終於有了變化。中山大學計算機專業畢業生鄧國順發明了世界上第一塊閃存盤——“優盤”，這是計算機移動存儲史上的革命性產品，給人類生活帶來了很大便利。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電子工程博士鄧中翰率人研發出數字多媒體芯片“星光一號”，開辟了中國的集成電路產業。與鄧中翰同時，加拿大阿爾伯特大學計算機博士李德磊率人研發出“方舟”芯片，中國科學院計算機博士胡偉武率人研發出“龍芯”芯片。芯片是信息產業的關鍵，意義重大。
IT精英是一個龐大的隊伍，彙集了中國的眾多才俊。知名的還有嚴望佳（賓夕法尼亞大學計算機博士）、李世鶴（電子科技大學）、楊致遠（斯坦福大學電機係）、周鴻（西安交通大學係統工程係）、茅道臨（上海交通大學計算機係）、梁建章（複旦大學計算機係）、沈南鵬（上海交通大學數學係）、陳誌列（西北工業大學計算機係）、雷軍（武漢大學計算機係）、徐少春（東南大學計算機係）、唐海鬆（複旦大學物理係）、鄒勝龍（杜克大學計算機專業）、張向東（北京大學信息管理係）、戴誌康（哈爾濱工程大學通信工程專業）、張小川（馬裏蘭大學通信專業）、吳文輝（北京大學計算機專業）、王微（霍普金斯大學計算機碩士）、周誌農（北京工業大學計算機係）、朱崇君（清華大學自動化係）、鮑嶽橋（杭州大學計算數學專業）、劉旭（福州大學計算機專業）……
IT精英中有不少人從產業運營走向了資本運營。企業界曾流行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的一個說法“希望集團2萬人搞產業，年利潤兩億；200人搞房地產，年利潤兩億；20人搞資本運營，年利潤也有兩億”。柳傳誌是IT精英中從產業運營向資本運營華麗轉身的一個典型。2000年，柳傳誌將聯想公司傳統的電子計算機業務交給楊元慶和郭為以後，就進入到新的領域，他先後創辦從事房地產業務的融科智地公司、從事風險投資的聯想投資公司、從事並購投資的弘毅投資公司。柳傳誌並不認為自己僅僅是為了掙錢，他一方麵想規避聯想在IT行業的經營風險，一方麵想給那些缺乏資金的潛力公司以支持，把聯想的管理經驗傳播給其它公司、其它行業。像柳傳誌這樣轉身資本的IT精英還有丁健、田溯寧、鄧鋒、朱敏、沈南鵬、唐越、王、吳鷹、周鴻、林欣禾、張樹新等。鄧鋒說：“一個企業家無論企業運作得多麼成功，其影響力也是在一個企業當中。做風險投資則不同，其影響力可以覆蓋不同的領域，乃至對整個經濟都有影響。”
IT精英的崛起是迅速的。由於信息技術是一種革命性的力量，對社會發展具有加速作用，IT精英受到各方麵的優待，擁有了很多有利的條件。作為一個新的領域，IT行業的遊戲規則和標準都是新生的，一旦成為某個具體領域的遊戲規則和標準的製定者，就占據了製高點，擁有了最高境界的掙錢方式。所謂“三流公司賣產品，二流公司賣品牌，一流公司賣標準”。許多IT精英的崛起路徑非常簡單，就是想出一個創意，攢成一個商業計劃，找到一筆風險投資，搞起一個項目（如網站），到納斯達克去上市。這裏麵最重要的是創意，比爾·蓋茨說：“創意具有裂變效應，一盎司創意能夠帶來難以測算的商業利益和商業奇跡”。矽穀和華爾街上流行著阿爾溫·托夫勒的話“資本的時代已經過去，創意的時代已經來臨”。
IT精英對中國的影響是巨大的。雖然IT精英主要集中在企業界，但他們的影響力已從信息產業擴散到國民經濟各部門，從經濟領域擴散到政治、文化、社會，從工作擴散到學習、生活、娛樂。我們可以看到IT精英創造的層出不窮的新事物、新行為、新思想，電視機、手機、計算機、數碼伴侶，電子郵件、搜索引擎、網絡新聞、網上聊天、BBS、網絡遊戲、多媒體娛樂、網上購物、遠程教育、網上銀行，網絡電視、網絡電台、電子雜誌、手機報紙、手機電視、手機互聯網，博客、播客、閃客、威客、優客、拚客、換客，網絡語言、網絡文學、網戀、網絡造星、電視選秀、人肉搜索、山寨文化……
出國潮
留蘇大潮落幕以後，從1963年到1972年，中國大陸幾乎完全中斷了向外國派遣留學生。1971年10月，中國大陸取代中國台灣成為聯合國的成員，中國大陸與西方各國經濟技術交流的大門隨之打開。1972年9月，中國大陸恢複了向外國派遣留學生。這一年，中國向法國派出了20名留學生，向英國派出了16名，向日本也派出了幾人。其中赴英國倫敦經濟學院學習的龍永圖和楊潔篪後來分別成為外經貿部副部長和外交部部長。
“文革”結束以後，鄧小平複出。鄧小平早年先後在重慶留法預備學校、法國的巴約中學、施奈德鋼鐵廠、哈金森橡膠廠、雷諾汽車製造廠和蘇聯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工作過，旅法五年，旅蘇一年。鄧小平主張對外開放，他說：“總結曆史經驗，中國長期處於停滯和落後狀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閉關自守”，“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就要善於學習，大量取得國際上的幫助。要引進國際上的先進技術、先進裝備，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中國在曆史上對世界有過貢獻，但是長期停止，發展很慢。現在是我們向世界先進國家學習的時候了”。
1978年6月23日，教育部向鄧小平彙報工作，提到向外派遣留學生問題，鄧小平答複說：“我讚成留學生的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隻派十個八個”，“教育部研究一下，花多少錢，值得”，“今年三四千，明年萬把人。這是加快速度的辦法”，“留學生管理方法也要注意，不要那麼死”，“怕同社會接觸，這樣不利於學好外文，也不利於了解社會。跟人家搞到一塊才能學到東西。不要怕出一點問題，中國留學生絕大多數是好的，個別人出一點問題也沒什麼了不起”，“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鄧小平的講話得到了各界的響應。7月11日，教育部向國務院提交了《關於加大選派留學生數量的報告》，提出立即選拔3000人到美國、日本、加拿大、西歐留學。隨之，美國卡特總統的科技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向方毅副總理發出邀請，請中國政府派代表團赴美商談留學生計劃。
鄧小平說：“中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首先就是要對美國開放。不對美國開放，對任何其他國家開放都沒有用。”由於中美當時還沒有建交，赴美教育代表團便以民間麵貌出現。團長是中國科協代主席、北京大學校長周培源，他曾經留美獲得芝加哥大學碩士、加州理工學院博士。教育部副部長李琦出任代表團顧問，用中國教育協會副會長名義。這是《中美上海聯合公報》發表後中方派出的第一個代表團。1978年10月，中國代表團抵達華盛頓，與美方進行談判。經過雙方努力，最後達成了11項口頭諒解。諒解中明確了“在1978至1979學年美方接受中方500至700名留學生、研究生和訪問學者，中方接受美方60名留學生、訪問學者”，“學習費用由派出一方支付，但對於可能提供的獎學金，雙方均可充分利用”等。諒解中也特別明確了“雙方鼓勵兩國的大學、研究機構和學者之間進行直接接觸”。
1979年，鄧小平訪問美國時，將1978年中美關於派遣留學生的口頭諒解作為正式協議加以簽署。與美國達成協議後，中國又陸續與英國（1979年）、埃及（1979）、加拿大（1979）、荷蘭（1979）、意大利（1980）、日本（1981）、聯邦德國（1981）、法國（1981）、比利時（1981）、澳大利亞（1986）等國政府達成交換留學生協議。
鄧小平後來又作出一係列的指示，甚至涉及留學的選派對象、數量、學科、選拔辦法、管理方法這些具體的方麵。鄧小平說：“我們已經承認自然科學比外國落後了，現在也應該承認社會科學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麵說，比外國落後了”，“我們要向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經營管理方法以及其它一切對我們有益的知識和文化，閉關自守、固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屬於文化領域的東西，一定要用馬克思主義對它們的思想內容和表現方法進行分析、鑒別和批判”。1984年5月，美籍華裔物理學家李政道在會見鄧小平時，建議在國內設立博士後流動站以支持留學人員回國工作，鄧小平當即表示：“這個辦法很好，我讚成”，“看準了就行動。明天就批準兩千萬元”。公派留學需要花費大量的外彙，當時國家外彙儲備很拮據，一些留學人員出國後又逾期不歸，反對大量派遣留學生的聲音因此很強烈，鄧小平力排眾議，表示隻要十個留學生中能回來一個，這個政策就是成功的。
1980年，國家對留學生派遣提出了“突出重點，統籌兼顧，保證質量，力爭多派”的方針。1986年，為改進派遣工作，國家又製訂“按需派遣，保證質量，學用一致”的政策。1992年，為吸引留學生回國，國家出台了“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十二字方針”。後來又發展為“拓寬留學渠道，吸引人才回國，支持創新創業，鼓勵為國服務”。1996年，為提高效率，國家成立了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對公費派遣留學生實行“個人申請、專家評審、平等競爭、擇優錄取、簽約派出、違約賠償”的辦法。多年來，公派留學以派出訪問學者、進修人員為主，研究生、大學生較少，所修學科以應用學科為主，在派往國別上注重“博采各國之長”。中外合作培養博士生也是公派留學工作的一部分，此外還有國內外大學（研究機構）的雙邊人員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