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呂坤認為，說話是人生第一難事。像上麵所說的情況，還不是太難的。隻要注意語言修養，慢慢就會改善我們說話的紕漏和不足之處。說話難，最要命的就是說真話。說實話太難，比如秦朝時趙高擅權，想篡秦，又恐有人不服，於是這日在朝廷上拉上一隻鹿來，對秦二世說：“我獻給陛下一匹馬。”二世笑著說：“丞相錯了吧？怎麼把鹿說成了馬呢？”趙高便讓朝中眾臣評論他與二世誰說的對。左右有的沉默不語，有的為奉迎趙高便說是馬，也有的說是鹿。後來，那些說是鹿的人都遭到趙高暗中陷害。你看，說真話是不是難事？有時還和身家性命都緊連著呢！
中央電視台開辦了一個《實話實說》的節目，主持人崔永元談到了辦節目遇到的一些事。他說，現在世道變了，“文字獄”時代已成往事，說真話已不會闖下大禍，但“說實話免遭迫害，可不定能免遭傷害”。《實話實說》欄目請過幾百位座上客來侃侃而談，結果呢？一位座上客因此評不上職稱，原因是“喜歡拋頭露麵不鑽研業務”。另一位是研究所副所長人選，因做節目耽誤了前程，理由是“節目中的觀點證明此人世界觀有問題”。一報社記者參加的節目一經播出，立刻感到人言可畏，人們說他出風頭，什麼都敢說，惡心。另一電台記者回去後被領導審查，認為他一定是拿了許多錢才會那麼說。還有一位老年女性在節目中真誠表露了自己的人生感受，結果好多人打聽她是不是神經病……
崔永元苦惱地說：“所以連我們自己有時都懷疑，節目到底能做多久？”他也體會到了“人生惟有說話是第一難事”。
生活中我們常見有的人平常是這樣說話，一見領導就那樣說話了。明明是這麼回事，有人偏偏說成那麼回事。剛才還這樣講，一轉臉又那樣講了。這樣隨風轉舵，看人下菜，言不由衷，自欺欺人，活得多累，又多沒意思。俄國作家契訶夫筆下的“變色龍”，就是這樣很“累”地不斷自打嘴巴地說話的，我們做人可不能這樣。
有時，我們可以運用智慧和幽默來化解說話的困難。比如像一個小故事講的：一位貴婦人牽著她的愛犬上了公共汽車，她傲慢地對售票員說：“我給狗買一張票，讓它也像人一樣坐個座位，行嗎？”對這無理的要求，售票員回答：“可以，不過它也得像人一樣把雙腳放在地上。”
春秋時，齊國的晏子經常勸諫齊景公。一次，齊景公的一匹愛馬暴死，齊景公大怒，命令手下把養馬人用刀肢解。這時，晏子剛好在齊景公身旁，見刀斧手持刀而進，便問齊景公：“堯舜當年肢解人時，從誰的身軀開始的？”齊景公忙顧左右而說道：“從自身開始。”於是下令不肢解養馬人。他聽出晏子是在委婉地批評他，他又不願赦免養馬人，就說：“把他下獄吧。”晏子說：“好，但先讓我代您說說他所犯之罪，這樣才能讓他心服。”齊景公說：“可以。”晏子就開始曆數養馬人三大“罪狀”：國君讓你養馬，你卻把馬養死了，這是死罪之一；死的是國君最喜愛的馬，這是死罪之二；你讓國君因為一匹馬而殺人，百姓聞知，必定怨恨國君，鄰國聞之，必輕視我們的國家，這都是因為你使馬死了造成的，你當死罪三也。來人，將其下獄！”齊景公明白了道理，說：“把養馬人放了，不要因此傷害了我的仁政。”
說話講求一些技巧，這是我們需要學習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放棄原則，指鹿為馬，曲意逢迎。如果違心地說話，那技巧就變成了惡行。崔永元說得好：“也許有一天我們會討論技巧，我們用酒精泡出了經驗，我們得意地欣賞屬於自己的一份嫻熟時，發現我們丟了許多東西，那東西對我們很重要。”
售票員和晏子很會說話，但前提都是堅持了原則，我們不能為技巧而犧牲原則和人格。
說話這事，孩子不會覺得難，怎麼想就怎麼說。隻有大人們覺得是道難題。在人們知道左顧右盼，思前想後，知道掂量和玩味，孩子們的詞典裏還沒有這許多詞彙。這題很難。那麼，如果我們實在想說，如鯁在喉，不吐不快，又不知道該怎麼說時，怎麼辦？崔永元出了個主意：那就實話實說，就像來自德國的教練施拉普納對中國足球運動員說的：“當你不知道該把球往哪兒踢時，就往對方球門裏踢！”
這是解決說話難的最終辦法，也許我們會因為實話實說而得罪一些人，會給自己帶來一些麻煩，但我們說了，得到的是良心的安寧，我們無須後悔。
這天，一位朋友因某事問我：“我那樣做，你認為對嗎？”我想說“不對”，但一時找不到更好的說話技巧，就說：“你是要我說假話呢，還是說真話？”朋友說：“當然是真話。”我一下子坦然了，於是實話實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