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二：如果隻算3個移民，是兒子算移民還是老子算移民？
問題三：如果非界定不可，是由政府界定還是由他家界定？
問題四：如果由政府界定，憑什麼介入他的“家務事”？
問題五：如果由他家自己界定，時間是十天半月還是一月兩月？
問題六：如果時間拖不起，三峽又如何保證按時蓄水？
移民身份和移民人數的問題，不是簡單的數學，而是充斥著各種矛盾，牽扯到社會各階層利益關係的複雜問題。
比方說，一個農業社淹了一半的耕地麵積，那麼，這個社是算一半的移民，還是全社都是移民？
如果隻算一半，這一半中誰家是移民？誰家又不是移民？
如果有一家是6口人，隻淹掉兩分地，又怎麼算移民人數？
如果硬要按落實到人頭上計算，家中就會產生誰是移民，誰不是移民的紛爭。搬遷的時間就會一拖再拖，不僅會耽誤三峽按期蓄水，而且還會造成家庭不睦，父子反目，兄弟鬩於牆。
一個工廠隻淹掉一個車間，這個車間隻有30名員工，而全廠有200名員工，是全廠都算是移民？還是一個車間算是移民？
一個搬遷企業在市場經濟大潮的無情衝擊下，不得不宣布在一個黎明前“死去”，這個“經濟合作組織”消失之後，職工作鳥獸散，人去樓空，這部分人還算不算移民？
一個淹沒企業的員工隨著時間的推移，慢慢地換成新職工，是新職工算移民？還是老職工算移民？政府給移民企業的優惠政策和相關待遇，是該老職工享受還該新職工享受？
為弄清移民身份、移民人數複雜的成因，我在庫區各地走啊，走啊，不知奔波了多少趟，不知求教了多少人，可是越走越苦惱，越聽越糊塗，結果還是似是而非，似懂非懂，使得我不得不仰天長歎：三峽移民實在是太難、太難了。
我先後請教了重慶市移民局的陳聯德副局長、徐江副局長、李善聯處長、涪陵區移民局的黃傑科長、豐都移民局的李忠德科長、忠縣移民局的楊盛金副局長、巫山縣的馮光辛科長、奉節的程功勳副局長、開縣移民局的陳能文書記等人，我之所以有針對性地請教這部分移民幹部，是因為他們大多都參加過1992年長江水利委員會對三峽淹沒實物指標的調查，知道三峽移民身份形成的前因後果。
在三峽庫區，不管是重慶還是湖北，上上下下都有一種說法，1992年4月4日是一道“時間的硬杠子”，凡是參加過1992年長江水利委員會對三峽淹沒實物指標調查的人，都是搞移民工作的“老師傅”，是庫區移民工作的絕對中堅力量。
追根溯源，造成移民身份、移民人數複雜的原因，還是補償資金、政策待遇等利益分配問題。
巫山縣曾經有一則新聞驚動了整個三峽庫區，在計算移民人數時，統計報表裏出現了小數點，如3.4個移民，0.3個移民等等。
天哪，這算哪門子事喲！移民都是一個一個的，未必把人砍為幾半截來計算？這也太殘忍、太不人道了吧。如果讓西方記者們知道了，絕對算得上是一則轟動整個世界的新聞。
為什麼會把一個活人搞成“零點幾個”人？“小數點移民”到底是怎麼回事？它產生的背景又是什麼？帶著種種疑惑，我又一次來到巫山調查。
原來，“始作俑者”是移民補償金的計算和分配方式。
計算農村移民的補償，在庫區的政策是相同的。移民部門在製定政策時就考慮到必須“同庫同策”，否則，將會惹出一大堆麻煩事。
但由於三峽移民的管理體製是“縣為基礎”，各區、縣的具體情況也不盡相同，因而在計算方式上也存在一定的區別。
從嚴格意義上講，移民土地的產權仍屬集體所有，他們隻是承包經營者。一個農業社淹地移民數量，是按淹沒耕園地的麵積占該社耕園地總數的比重來確定的。這就是說，如果一個社淹掉1/3的耕園地，則社員總人數的1/3算為淹地移民。
重慶在具體實施中規定，淹地人口要取整數，優先秩序為：雙淹戶、淹房戶、淹地多的戶。重慶庫區還規定，每一個農村移民至少可領到1萬多元（1993年5月末靜態補償7000元加上物價指數）的生產安置費。
巫山縣在確定淹地移民時，各家各戶爭先恐後當移民，鄉鎮村社難以做通思想工作，就按群眾的要求進行計算，用每戶實際淹沒耕園地的麵積除以人均耕園地麵積來確定移民人數，即生產安置人數，這就是“小數點移民”的形成原因。
比方說，一個社淹掉100畝土地，政府算上12年的增長人口，給了120個生產安置指標，情況就特別複雜。移民老王家4口人，共承包土地4畝，淹掉2畝，就折算成2.4個人，按此計算，可領取2萬多元的生產安置費。這就是產生“小數點移民”的緣由。
這個例子如果讓某些記者來寫稿，或許就變成了一則“有鼻子有眼”、有理有據的新聞，我不妨為“別有用心的記者”代擬一稿：主標題：三峽庫區驚現“小數點移民”
副標題：巫山移民官員層層克扣移民補償資金本報訊（記者）記者某月某日前在重慶市巫山縣鄉鎮村采訪，發現移民老王一家4個移民在花名冊上變成了2.4個移民。用“小數點”把一個人進行肢解，是繼三峽大壩出現裂縫之後移民工作發生的一大裂變。
老王一家4口人都是移民，共承包土地4畝，土地被淹掉了2畝。老王告訴記者說，他沒有拿到4個人的移民補償金。鄉政府和村幹部把他家4個活生生的人“砍成”了2.4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