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在我國也算曆史悠久，從先秦時期就有了較大規模的移民。
從曆史上看，三峽地區的移民活動在2000多年中從未停止過。但是，當代三峽百萬移民時代背景、目的意義是中國曆史上絕無僅有的一次偉大的移民運動，古時候的任何移民運動與今天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語。
三峽地區曆史上發生的大規模移民運動，就是人們嘴裏常嘮叨的“湖廣填四川”。當時的“湖廣人”，泛指從湖北、湖南、廣東、廣西和江西、安徽、河南等地進入巴蜀地區的移民。
進入巴蜀地區的移民在移民運動的前期，有很大一部分是非自願移民。當時的清政府組織移民進川墾荒，采取強迫措施，抓人入川，一抓就是幾十人、幾百人。用繩索捆住手、拴住腳，像北京的冰糖葫蘆一樣連成一串，由扛著紅纓槍、大刀的官兵押解入川。
被押送的移民途中大小便，要向押送的官兵報告，請求解掉捆手的繩索，叫“解手”，久而久之，習慣成自然，這種叫法就沿襲了下來；至今，在四川和重慶，不管是農村院落的赤腳農家人，還是大城市西裝革履的瀟灑者，都習慣把大、小便稱之為“解手”，而且有“解大手”和“解小手”之分。
當年，“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移民們為了求生存、求發展，走山路，蹚河流，曆經千般辛苦、萬般磨難才進入巴蜀地區。他們在官兵的督促下墾荒耕田，用智慧和力量，用血與淚、靈與肉，譜寫出了一部部驚天地泣鬼神的創業史，為巴蜀的經濟複蘇做出了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
清朝政府為何要開展大規模的移民運動呢？人們常說，曆史是一麵鏡子，不妨看看清政府移民的緣由。
從順治元年到康熙十九年，清軍連續37年與張獻忠義軍、吳三桂叛軍，在巴蜀土地上進行圍剿與反圍剿。長時間殘酷的拉鋸戰，使人口驟減。據史料記載，清軍曾六次殺進成都，六次殺進重慶，直殺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血流成河。
著名史學家郭沫若先生是福建入川的移民後裔。他在《我的童年》中記述了戰爭與移民的關係：“。四川人在明末清初的時候遇到過一次很大的屠殺，相傳為張獻忠剿殺四川。四川人愛說：‘張獻忠剿四川，殺得雞犬不留。’這雖然不免有些誇大，但在當時，地主殺起義農民，農民殺反動地主，滿人殺漢人，漢人殺滿人，互相廝殺的數量一定不小。在那樣廣大的地麵，因而空出了許多吃飯的地方來。在四川以外，尤其是以人滿為患的東南，便有一個規模相當大的移民運動向西發展。現在的四川人，在清朝以前的土著是很少的，多半是些外省的移民。”
明末清初，戰爭、瘟疫、災害恰似一胞孿生怪胎。由於戰爭異常殘酷，致使屍骨橫陳，蠅蚊遍地，瘟疫很快流行、蔓延起來。
順治四年，巴蜀大地連續三年遭受罕見的大旱災，烈日高懸，赤地千裏，餓殍盈野，人口一下驟減到曆史最低點。據史書記載，當時四川這個泱泱大省，僅僅隻有60多萬人口。
麵對“有可耕之地，無可耕之人”的淒涼景象，清政府倡導、組織、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聲勢浩大的移民入川運動。
移民運動之初，非自願移民占了絕大多數。“湖廣”和江西、廣西、廣東、河南、安徽等省督撫“奉旨行事”，不管你是否願意，捆上雙手就押解到四川。
日子久了，被強行押解進入巴蜀的移民越來越多。
這些移民在經曆遠離故土的大悲大慟之後，不得不麵對現實，直麵人生。無論多麼艱難困苦，還得頑強地生存下去。
很快，這些“湖廣人”驚奇地發現，巴蜀大地原來是個不可多得的好地方，正如官府宣傳的一樣：是一個富饒之鄉，是天府之國。這消息一傳十，十傳百，很快傳回了老家。
於是，移民運動悄然發生了變化，在政府的倡導下，在墾荒種糧、減免稅賦等一係列優惠政策的吸引之下，經商者、開發者、逃荒者、避禍者、避難者、避亂者、從軍者，紛紛從各地如潮水般湧入巴蜀大地，搖身一變成了“川耗子”。
現在全國很多地方，都戲謔地稱四川人、重慶人為“川耗子”，其實這也是移民文化的一種積澱。當年，由“湖廣”地區遷入四川的移民返回老家探親，因為來自三國時期的“蜀國”，不知姓名的當地人就稱其“老蜀”，這位叫“張老蜀”，那位叫“王老蜀”，老蜀就是老鼠，聲調平仄都一樣，老鼠的俗名叫耗子，所以，四川人就理所當然地變成了“川耗子”。
從曆史學、社會學的角度看，曆史和現實常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湖廣填四川”運動，是中國曆史上一場罕見的、規模巨大的、時間跨度長達一個多世紀的移民運動。這是清王朝政府為了全國的政治生態、人口生態、經濟生態取得均衡的一場省際移民運動。
而當代三峽百萬移民，則是由共和國的頭號工程項目——三峽工程的開發而產生的大規模省際移民運動。簡言之，是一個項目開發性移民。它的直接目標，就是為國家的經濟複興奠定基礎。
“湖廣填四川”時的移民，揮淚遠離故土，誰都不相信到了巴蜀地區會有好日子，誰都認為命運會從此“墜入地獄”。但作為清王朝來講，進行這次大規模移民，實際是一種“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恢複生產的一次規模性的經濟運動。
前清時期，清政府組織了10多個省區移民走進巴蜀大地。而三峽移民是大部分就近安家立業，政府組織一部分移民走出去，在10多個省區安家落戶。古代移民從10多個省市來，當代移民又回10多個省市去，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巧合。
清王朝的移民政策執行人主要是地方官員，中央政府製定的政策自上而下，層層貫通，落實到基層就是州官、縣官的職責。地方官員幾乎包攬了賦稅征解、治安教化、防災賑荒、發展生產等事務，在處理紛繁複雜的移民具體工作中，州官、縣官的身影無處不在。
由於地方官員與中央政府所處的位置不同，看問題的角度也就不一樣。地方官是站在所轄的行政區劃負責的角度看問題；而中央政府則是麵對國家的統籌發展，從整體上綜合考慮問題；很多時候會以一省一區的不平衡換取國家的大體平衡。
州縣官員的身份更利於接近民間生活，更能體察民情，他們看到的問題是最直接的，也可能是最真實的。因此，由州縣官來負責移民工作是一種可以運行的體製。更何況有“天下之治始乎縣”之說。
“湖廣填四川”是清政府組織、倡導、並“一竿子插到底”的運行體製，用今天時髦的話來說叫“政府行為”。
三峽移民工作的運行體製是：“中央統一領導，分省（市）負責，縣為基礎。”重點突出了縣一級政權的作用，這也是“政府行為”。
清王朝為搞好移民運動，要求州官、縣官把解決移民的衣食住行當做主要任務，把是否妥善安置好移民，作為對官員政績考核的重要依據。在今天看來，仍有不少借鑒意義。
前清時期，順治、康熙、雍正幾個皇帝，為鼓勵從事“湖廣填四川移民運動的官員，製定了一係列獎懲辦法。
康熙皇帝即位後，除遵照順治製定的規定外，還對自督、撫至州、縣、衛、所各官員許諾，如能加開墾土地者，則予以獎勵。並對一年內無開墾者罰俸半年的處分等問題，作了具體的補充規定。
康熙七年，全國早已取消招移民授職，但康熙十分重視從史書上獲取曆史經驗教訓，采取了“寬平公正，因時製宜”的治國方略，特準許巴蜀地方文武各官招移民複業，每一百家記錄一次，四百家加一級，五百家加兩級，六百家加三級，七百家以上不論俸滿即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