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縣地區當時管轄三區八縣，在全國都是出了名的“窮棒子合作社”，用糧食供給的辦法把小江移民養起來，實屬不得已而為之的無奈之舉。但從另外一個方麵來看也應了一句老話：會叫的孩子才有奶吃。
多年來，由於水庫移民的法律法規不健全，在全國都“重工程、輕移民”的思想指導下，嚴重低估了水庫移民問題的複雜性，沒有對移民的淹沒補償作全麵的調查和認真的分析。地方雖然也出台不少文件法規，但移民認為缺乏權威性和公正性，加之個別移民認為不來一個“老太婆頓頓吃臘肉——天天‘扯皮’”，政府就不會下決心解決移民問題。
三峽工程開工前後，國家出台了一係列法律法規文件，最具代表性的《三峽工程移民條例》，是“國家級的權威法典”，也是庫區開展移民工作的“根本大法”和重要依據。因此，三峽移民是“有法可依，依法移民”。
陳聯德十分感慨地對我說，高陽移民為國家建設做出的犧牲是巨大的，不少移民在20多年內就經曆過兩次搬遷。一次是建小江電站要搬遷，一次是三峽工程開工後就地後靠要搬遷，對水庫移民來說，每一次搬遷都是一次劇烈陣痛。高陽移民之所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其實主要問題還是移民們認為補償標準偏低，生活質量會有所下降。
我到高陽的當晚，我約周道君鎮長一道上街。我心裏其實有一個“小九九”，憑多年移民的“經驗主義”，在一些地方，移民看到“行政長官”就要圍過來反映問題。我想看一看，高陽鎮的三峽移民到底要對鎮長反映些什麼事。
鎮上的燈光不亮，也不多，冷清的街道顯得有些昏暗。在高陽中學，學生們正用晚上時間搞軍訓，“一二三四”的吼聲在這個邊遠小鎮的上空顯得格外響亮。我對周鎮長說，在我的印象中，重慶主城區內，許多重點中學也沒有這所中學漂亮。
“可是欠了一屁股債啊。”周鎮長歎了一口氣說。
“學校搬遷除了移民資金，是誰墊付的錢？”我問。
“是搞建築的老板，上千萬元哩，鎮政府為這事也很發愁。”
據我了解，重慶庫區淹沒學校涉及318所，淹沒土地麵積184.1
萬平方米，校舍麵積99.5萬平方米，可學校的靜態補償資金隻有3.5億元。由於複雜曆史的原因，318所學校大多為20世紀五六十年代建築，有的還是新中國成立前的校舍。要達到國家新教育標準，滿足受教育人口增長容量，投資供需矛盾十分突出，絕大多數學校重建後都是債台高築。
坦率地說，我們差不多走完了全鎮，隻見移民和鎮長打招呼，竟沒有一個移民找周鎮長“訴說問題”。至少這一天晚上沒有。但這並不說明這個地方沒有留下後遺症。
在熱鬧的廣場壩子上，男女移民在擴音器的伴奏下，正三三兩兩牽著紅綢、端著板凳排練“板凳龍”，這是一種三峽地區高陽鎮獨具特色的民間舞蹈，為的是幾天之後，去參加慶祝雲陽長江大橋的通車典禮。
在廣場壩子的旁邊，一位移民端出椅子讓我和周鎮長坐下來觀看排練。這位移民對我說，他家2004年開的飯館，一年下來還賺了4萬元，但2005年就一落千丈，9月份隻賺了60元。主要是集鎮修房子、修公路等基本建設已結束，就沒多少人進飯館，生意自然冷清。
這個夜晚出其地平靜。從北京到地方各級政府甚至“境外”，隻稍接觸一下三峽移民問題，就不可能不知道雲陽縣的高陽鎮，就不可能不知道高陽的小江移民遺留問題和三峽移民的現實問題交織在一起的複雜性。
國家對三峽移民政策進行“兩個調整”後，庫區10多萬移民外遷他鄉，高陽鎮遷到縣外、省外安家落戶的移民就超過10300人。一個鎮遷走了一大半的移民，高陽鎮是不是可以高枕無憂呢？
鎮黨委書記曠新明說，高陽的移民是可愛的一群人，高陽的問題本來不複雜，是由於曆史的原因，部分人把問題搞複雜了，有些矛盾是客觀存在的，有些事情是人為地把矛盾複雜化、妖魔化。
那麼，到底是誰把高陽的移民問題複雜化和妖魔化的呢？當晚我躺在鎮政府的招待室裏，久久不能入睡，也久久想不出答案。
第二天一大早，我來到河邊去調查高陽漁民的收入情況。漁民老李剛剛收網歸來，他蹲在船頭對我抱怨說，牽網一個晚上，也不過網起來三四斤魚，賣了連打魚船的油錢都不夠。“打魚摸蝦，餓死全家”，這話一點不假啊。
從長江遊進小江的魚越來越少，打魚越來越困難。老李說，馬無夜草不肥，人無橫財不富，他也曾發過一大筆橫財。那是2004年9月4日，上遊開縣發生了幾百年不遇的洪水，開縣平原上所有魚塘的魚兒都被洪水衝進了小江。那幾天，他每天都可以撈上一兩百斤魚，草魚、白鰱、鯰魚最多，水米子也不少。一網下去隨便都能網住幾條一斤以上的魚，幾天就賺了幾千塊錢，當時“胡子都笑彎了”。可洪水一過就不行了。老李給我講著“昨天的故事”，眼中充滿了向往、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