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高陽的打魚船隻有一二十條，現在發展到100多條，其中大部分是移民，都想在江中撈些“鹽巴錢”起來。打魚的人太多，能打到的魚當然就更少了。
周道君鎮長對我說：“現在很多移民都希望能在水庫養魚，但政策是決不允許的。三峽移民如果都在水庫養魚，收入肯定不低，但一江清水也就汙染了。我們給移民講清道理後，也沒有一個移民來為此找鎮政府的麻煩，這也說明高陽的移民覺悟還是挺高的。”
告別高陽之前，周鎮長把我送到鎮政府的大門口，一位“大娘級”
的移民麵帶笑容地對周鎮長說：“周鎮長，我反映的情況如果還得不到解決，我就隻好上法院打官司了。”
律師出身的周鎮長回答說：“當然可以。”
“打什麼官司？”我問。
“還是拆遷補償的老問題。”周鎮長似乎是胸有成竹。
我對此感受到幾分欣慰，移民們的覺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也許這些年他們從上訪、找政府說理、進法院打官司，找到了一條依法辦事的正當途徑。拿起法律的武器捍衛自己的權益，這是最好的辦法。
從這件小事看，我不得不佩服高陽移民的智慧。
浩大的百萬移民工程被稱為世界級難題，如果這道難題做得天衣無縫，無一點失誤，還稱得上“世界級”嗎？這些年來，大規模移民從上到下都是“摸著石頭過河，摸不著石頭也要過河”。既然要修三峽工程，這條大江大河是非蹚不可的。
庫區100多萬移民、1000多萬民眾，偌大一個移民區所麵臨的疑難問題、不斷出現的矛盾和還將出現的困擾，就是神仙老子也無法預測。那種想一夜之間解決庫區問題的想法，隻能說是一種美好的願望。何況，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2005年9月4日，重慶市委書記黃鎮東到了雲陽，他在高度評價“庫區各級政府按時完成百萬移民的搬遷是一件很了不起的成績”的同時，也語重心長地批評了個別地方“激化矛盾”的做法，並要求一定要善待“有情緒的移民”，要從庫區社會穩定這個高度出發，更不要人為地製造矛盾和留下後遺症。
後來我才知道，這是黃鎮東在市委書記崗位上最後一次考察庫區，也是最後一次對庫區各級幹部們推心置腹講的一段話。
兩個月後，黃鎮東離開重慶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派汪洋擔任中共重慶市委書記。
2006年6月18日，汪洋告誡全市幹部說：“三峽庫區是一個十分敏感的區域，中央既關心庫區的發展，更關注庫區的和諧和穩定。我們在重點推進產業發展和移民就業時，絕不能顧此失彼，忽視社會的穩定。”
客觀地分析，影響庫區社會穩定的因素非常複雜，有的是由於政策本身的缺陷帶來的，群眾的訴求是合理的；有的是由於我們工作不到位、方法不恰當造成的，移民群眾的不滿是正當的；有的是其他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通過移民這個渠道表現出來，也確有個別移民是無理取鬧，甚至還有的是少數敵對勢力利用移民問題製造矛盾和事端。在“矛盾凸現期”，出現這些問題是正常的。
庫區的幹部在移民搬遷和穩定上做了大量工作，正是由於他們的艱苦努力，才保證了在大規模移民搬遷中庫區社會的總體穩定。但他們長期處在矛盾和難題的最前沿，有時出現一些工作上的疏忽，方法不夠恰當的現象，也是可以理解的。絕不能因為一時一事的問題就否定了庫區幹部長期的奉獻。
雲陽縣城全淹全遷，全縣移民17萬，是庫區移民最多的一個縣。
縣委、縣政府、移民和鄉鎮村社的移民工作者近20年的負重前行，基本走完了移民“搬得出”的第一步，其表率作用在庫區也得到了肯定。
尤其是對解決高陽水庫移民遺留問題的探索和理性思考，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水庫移民留下的一筆寶貴財富。
重慶市委書記汪洋指出：實事求是地講，庫區移民是做出了巨大犧牲的，對移民群眾我們既有物質方麵的“欠賬”，也有精神方麵的“欠賬”。庫區老百姓很善良，很實在，絕大多數移民也通情達理。對庫區人民群眾我們一定要懷有很深的感情。絕不因為少數人的無理取鬧就把大多數群眾顧全大局、舍己為公的主流否定了，絕不能因為群眾訴求方式不合理就把他們合理的訴求否定了。
離開高陽後，我一直在想，高陽鎮進行的兩次水庫移民，是兩次時期不同的補償，也是兩次意義不同的搬遷。在高陽移民身上發生的那些悲壯的、令人扼腕歎息的故事，的確發人深省，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