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題之一：誰動了我的奶酪。
每當我走進移民區，總是會思考一個問題：三峽庫區在中國風起雲湧的改革開放大潮中，處於什麼地位？扮演什麼角色？為什麼在百萬移民搬遷之後，政府的安民責任卻顯得如此沉重、緊迫？
百萬移民搬遷了，但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是：移民仍然在睜大眼睛尋找他們的昨天，始終不忘“昔日的輝煌”。
移民腦海裏有一句老話：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
三峽移民遷往外省市的隻有十幾萬人，留在本地的移民仍超過100萬人，而在這100萬人中，有近70萬人是城鎮移民。城鎮移民比農村移民還多一倍多，這是世界上任何一座水庫都不具備的一大特色，同時又是一大安置難點。
三期水位蓄水後，我來到萬州，這個城市就有20多萬城鎮移民。
在雙河口移民小區旁邊的茶館裏，我與移民老沈有過一次對話。老沈談得最多的還是“昨天的故事”，雖然窗外是麗日晴天，但他說話時總掩映不住幾分憂鬱。
“我們家搬遷前在河邊，這個小區居住的移民都是以前的街坊鄰居。不瞞你說，我們是江邊市場上比較富裕的一群人。當時交通不發達，客貨全靠江上運輸。真是汽笛一響，黃金萬兩啊。碼頭上車水馬龍，人來人往，熱鬧得很啊。我家老房子的一個門麵隻有20多平方米，租給人家當倉庫堆貨，一年租金就有六七萬元。你說，那日子有多好？”
“當時，你們是‘富人’，自稱為‘一等市民’是不是？”
“當然是，我們所在的村主要是種賣蔬菜，還是比較富裕的‘百強村之星’，在很多地方都很有名的。可自從搬遷進城安置之後，生活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時不知道到哪裏去掙錢，心裏空蕩蕩的。”
“你們搬到這裏不是很好嗎？以前街邊的房子又破又舊，現在住上了全新的房子，比原來城裏的人住的房子氣派多了喲！”
“這是事實。說老實話，我們原來做夢都不敢想變成了城裏的人，這一輩子還能住上這麼好的房子。”
“搬遷之後，不是說也有很多移民搬富裕了嗎？”
“不多，是有一部分移民搬遷富了，大概占15%左右。”
“他們是怎樣搬富的？”
“這說來話長啊，主要是他們原來的房子較大，補償也多。比方說，張三原來的房子門麵有3個，共60平方米；搬遷之後政府還他60
平方米的門麵，他自己留一個做點小生意，但還可賣掉40平方米的門麵，如果地階段好，這一賣就是一二十萬元進賬啊。搬遷之後富起來的移民，賣門麵是主要的致富途徑。”
“你們村有做生意富起來的嗎？”
“也有不少人勤勞致富。我剛才說了，搬遷富裕的移民總共也就15%左右。還有一部分移民和原來的生活水平差不多，但不少移民搬遷之後生活水平下降。搬到後山的移民小區，市場人氣難聚，商業環境沒形成氣候。收入驟減，生活水平自然會大幅度下降。從‘富人’一下變為‘窮人’，心態嚴重失衡。人就是這樣，如果先過窮日子，再過富日子，很習慣，也很舒服。過慣了富日子再過窮日子，誰都感到惱火，心裏整天都是毛焦火辣的。說實話，我們心裏有時也很矛盾，住進新房子，就覺得感謝修三峽大壩，可一天下來生意清淡，沒幾塊錢的進賬，又想起原來在江邊的日子，要是不修三峽不搬遷，現在真不好說賺了多少錢。”
在1993年大規模搬遷之前，三峽庫區城鎮移民在沿江的碼頭街邊，在“吊腳樓”等老居民區做生意的移民，如果按城鎮的陡峭的坡度分為三個檔線，第一檔線是緊挨江邊繁華的河街，人群較富有，二檔次之，三檔較差。移民多把住在三檔線的居民叫做“後山人”，這一稱呼多少帶點歧視的意味。
在沿江城市，住在海拔高的地方，生活水平就低一些，住在海拔低的地方，收入水平就高一些。這倒是“放之江邊皆準”的一條“普遍真理”。別說是城裏的人，就是農村人也一樣，江邊的莊稼也要比山上早熟半個月，經濟收入也要比山上好。
移民大多是從第一檔線搬到第三檔線的“後山”，從江邊人變成了“後山人”，角色的轉換，也從從天堂掉進了地獄。
在經濟學家、地方行政長官的眼中，城區商業口岸的變化是無足輕重的一件事，因為，不管是你修商店還是他建市場，城區的社會商業零售總額不會變，誰賣、誰收入都一個樣，都在所在城區的這口“大鍋”裏，隻不過參加分配的人群會發生一點變化。
但大多數移民卻認為是三峽電站“動了我的奶酪”。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著江邊的碼頭，當然得“吃碼頭”。
可是，江邊的街道假如不會淹掉，真的還會如原來那樣富裕嗎？
這些年來，我一直在思考這個根本不成立的“假如”。
庫區最大的變化就是天塹變通途。以前乘船從重慶到萬州，下水要18個小時，上水要20多個小時。庫區有幾百艘大小客輪日夜運輸客貨，輪船是主要的交通工具。高速路修通之後，從重慶乘車到萬州隻要3個小時。沿江公路的開通，更是擠掉了航運企業的飯碗，絕大多數航運公司都“棄水登陸”，另覓生路。現在的三峽，除了一大批遊三峽的旅遊船，幾乎沒有一條跑長途的客船了。
世界上運輸方式，不外乎四種：一是航空業，快捷、方便，但運量小；二是鐵路，運量大，快捷，但要受一定條件的限製，修鐵路成本也很昂貴；三是水路，運量最大，成本低廉，但運輸時間較長；四是公路，這是最便捷的運輸方式，是“門抵門”的運輸，客貨可以從這一個門口直運到另一個門口。三峽庫區公路修好之後，旅客都選擇乘車直達家門口，免去了長時間候船、乘船的奔波之苦。
水路客運業興旺，沿江碼頭的江邊一條街人丁興旺，煞是熱鬧、繁華；水運客運業蕭條，沿江一條街就落寞、冷清。即或是不修三峽電站，迅猛發展的交通業，也會對沿江沿街的居民生活形成巨大的衝擊波。這是不以個人意誌為轉移的“交通革命”，是時代發展的一種必然趨勢。
但是，也有移民不會這樣想。一部分人認為：“不修三峽電站，我就是找錯了門，也不會找到政府門口去，都說政府門難進，臉難看，誰願意上門去自討沒趣？”
當然，移民還有一種說法，即或是水運業會蕭條下來，也還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還可以慢慢適應，慢慢想辦法掙錢。不是一下就蕭條，一下就失去原來的生活形態。搬遷就是一種突然間“滾下樓梯”，那種恐慌感、失落感，不是沒有搬遷的人能夠想象得出來的。
在庫區街頭，劉歡仍在憂鬱地唱：
我的心充滿惆悵
不為那彎彎的月亮
隻為那今天的村莊
還唱著過去的歌謠。
話題之二：誰不唱昨天的歌謠。
這些年來，產業空虛像一道道彤雲，緊緊地罩在庫區上空。庫區相當一部分人認為“都是月亮惹的禍”，其意思就是如果不修三峽電站，庫區的企業就不會大規模關閉破產，就不會出現今天的產業空虛。
這種說法在庫區的一些地方像“感冒”一樣流行。
庫區為什麼會產業空虛？
首先看，在十幾個國家級貧困縣成堆的庫區，幾十年來何曾有過像模像樣的產業。
在移民工程啟動初期，庫區工業化程度十分低下，多數區、縣大多以資源加工型、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小煤廠、小水泥、小化肥、小酒廠、小紙廠等小型企業居多，規模小、組織化程度低，名、優、特、新產品少，產品檔次低，市場競爭力弱，虧損比較嚴重，效益不佳。
1991年萬州區鄉以上獨立核算的工業企業虧損麵達70%，虧損總額1.2億元；涪陵區被淹沒的26家國有企業負債7691萬元，虧損總額738萬元。1991年三峽庫區工礦企業的平均負債率達90%左右，相當一部分企業已嚴重資不抵債。
實話實說，庫區許多企業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是低水平重複建設的畸形兒，是曆史遺留下來的怪胎。
隨著淹沒區工礦企業遷建和一批虧損嚴重、對環境汙染破壞性較大的企業關閉破產，庫區產業不可避免呈現出支撐不足的窘態。
我們常說麵臨重大的曆史機遇，就是要抓住機遇對企業進行組織結構調整。庫區淹沒搬遷涉及1599個企業，大的有幾千上萬名職工，少的隻有10多名職工，雖說給予了補償，但如按原樣複製、“克隆”出1599個企業，對庫區生態來說將是一幅非常可怕的圖景。
時下，地球變成了一個“地球村”，世界經濟趨於一體化，市場經濟的狂潮衝擊著整個人類世界。不管你是啥民族、啥信仰、啥膚色，不管你姓“資”還是姓“社”，不管你修不修三峽電站，在這奔湧如注、勢不可擋的市場經濟潮流麵前，你別無選擇，隻能“順乎世界之潮流，合乎時代之需要”。
幾十年的改革，從昨天艱難地走到今天，曾經輝煌過的大多數國有企業經過市場大浪淘沙，慢慢地銷聲匿跡了；少部分企業經受了市場大潮洗禮，覓到了出路，在市場中成長了起來。
市場經濟的大潮對任何國家、任何民族、任何地區都是一視同仁。
庫區的任何企業，如果你在市場經濟的大潮麵前停步不前甚至逆流而行，就會在一個早晨悄悄地死去，就像狂風卷走一片落葉。
庫區還有幾千上萬家非移民遷建企業，在無情的市場經濟大潮中死去一大片，可謂“屍骨如山”，慘不忍睹。
一位曾在一家小企業當家的人對我說：“我們企業倒閉的那一天，許多職工都傷心地哭了。怪誰呢？產品賣不出去，債台高築，資不抵債，不得不自己死去。可我們心不甘啊。就因為我們是非移民搬遷企業，是掙紮著痛苦死去的，看到一牆之隔的移民遷建企業，有那麼大一筆錢用於企業善後，我們真是死不瞑目啊。”
死去的企業，隻有哀歎“無可奈何花落去”。
說實話，庫區的不少企業真應該感謝三峽，正因有建三峽電站這個機遇，企業的一堆破銅爛鐵，被國家換成了一堆現金。企業破產關閉也好，資產重組也罷，有了這一大筆淹沒搬遷補償金，企業才得以“安樂死”。
移民任務占85%的重慶庫區，16萬企業職工實行一次性拿錢走人。175米水位線上一位企業老板對我說：“我們比淹沒線下的企業不過高十幾米，眼睜睜地看著他們得一大砣移民補償金，我們卻在一旁幹瞪眼、幹著急，真恨不得把我們的企業也搬到淹沒線下去。”
一位從企業退休的老職工來到重慶七星崗街道，給孩子的工作單位看門，一個月也增加500元的收入。他告訴我說，他所在的企業有6000萬移民補償資金，正是這筆錢及時注入，才使企業有了技術革新、擴張、發展的良機。如果沒有這筆錢，企業已“死得很硬朗的了”。對某些存活下來並發展壯大的企業來說，移民補償金就是救命錢。
在搬遷企業中，功能再造，社會重組，三峽庫區那麼多的大小企業，上麵一句話：關停並轉。可是，誰的企業該死，誰的企業該活？又牽扯到各地的利益關係和利害關係，何況，傳統意識裏還有“好死不如賴活”之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