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肯尼亞的丹尼斯，是我在這個世界上見過的最快樂的人。
他永遠在笑，永遠在唱歌，有時候我們講到一些令他覺得比較憤慨的事情，他也就是學辦公室裏那些中國男生的樣兒罵上一句，然後繼續笑著唱歌。
其實在非洲人們都很快樂，不管多窮，哪怕下頓沒吃的，這頓吃完還是高興地唱歌跳舞，一點也不操心。丹尼斯是我們的司機，似乎比其他人更窮一點。就像我們的北漂一樣，他是個內（內羅畢）漂族，一個人每個月掙千來塊錢養活一家四口，有一個兩歲的女兒和一個剛剛出生的兒子，無人幫襯，但他似乎又比其他當地人還更快樂一些。因為這一點，領導和同事們跟他更親近，把他安排在我們米摩薩小區的工人房住，讓他值夜班。
肯尼亞的辦公室就十幾個中方員工，以及四輛車四個司機。丹尼斯的所謂值夜班，也不過是接送加班的同事，或者領導晚上臨時有事外出用車，一般不會超過十點鍾。偶爾會有夜半淩晨去機場接送的任務，但很少。
我是辦公室裏經常晚歸的人，所以經常是丹尼斯載我回駐地公寓。他問我來肯尼亞做什麼，我說：“financing（融資）。”他頓時來了興趣說：“嗨，我老婆上學時也是念的finance（財務），如果她能畢業，也就能跟你一樣工作了！”
“那為什麼不念完畢業呢？”
“沒有錢啊，又要生小孩，就隻好不念書了。不過，等我掙到了錢，我就要送她重新回學校念書。”
“那兩個小孩怎麼辦呢？”
“那還不簡單，請保姆呀。”
“請保姆又要花很多錢吧？”
“呃……”他一時語塞，好像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又有一次，清晨五點多，天還未亮，丹尼斯陪我去機場接人，這是他比較難得的真正的夜班。路上我們開始閑聊。我問他：“你白天都不用上班，時間都用來做什麼呢？”
“睡覺啊！萬一晚上有工作呢，白天我得準備好。”
“你晚上不過工作到九點多而已，這種夜班少之又少，幹嘛不用白天的時間去再做份工掙雙份工資啊？”因為彼此已經比較熟了，所以我說話就很直接。
雖然他又好像是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但這次他沒有語塞，而是很興奮地說：“你說得對，讓我想想……那我要先去掙點錢做本金，然後去做點小生意。”
“可是白天睡覺，怎麼有時間去掙錢呢？”
“呃……”又語塞了。
我常常都是最後離開辦公室的那一個，白班司機早下班了，我總在說：“今晚我加班，請丹尼斯來接我。”雖然丹尼斯是夜班司機，次數多了我到底還是過意不去，加上知道他家的情況，所以我每次會給他100先令小費，而常規是20先令。每次丹尼斯都是非常感激地接受，拿過錢，還會高興地唱幾句，並不因為次數多了就習以為常。可是唯有一次我沒有零錢了，這一次快樂的丹尼斯不如平時快樂了，臉上寫著好明顯的失望。
再後來，同事們來批評我破壞了市場，聽說，丹尼斯開始主動問其他同事索要小費，而且不再滿足於20先令。
走遍世界帶給我最大的收獲是三觀的改變以及心態的平和。我不再說“不可能”，因為我知道了一切皆有可能；我也不再說“怎麼會這樣”，因為我知道了存在即合理；我幾乎不再使用年輕時最愛說的“絕對”等字眼，我從那個非黑即白的世界慢慢走了出來。有孩子之後，我甚至盡量避免跟孩子說怎樣做才是“對的”或者“錯的”，連我的女兒在三歲的時候，都會跟試圖教她標準答案的人說 “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方法”。因為我告訴過她，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你可以堅持自己的觀念，但是你也必須尊重別人的，無論是觀念還是習慣。
即便是在當時，要小費這件事情我也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好。在非洲，被人伸手要錢、要東西是很正常的事情，尤其是當他們為你提供了服務之後。中國人在國內沒有給小費的習慣，出來之後遇到這種情況，也難免常會將他們伸出的手貼上乞討或者貪婪的標簽。不過，這裏頭還是有一些微妙的東西——在美國的大部分服務行業，給小費也是必需的，要的一方理直氣壯，給的一方還常常會擔心給少了被人鄙視；然而，在非洲，為什麼大家的心態就不一樣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