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肯尼亞的丹尼斯,是我在這個世界上見過的最快樂的人。
他永遠在笑,永遠在唱歌,有時候我們講到一些令他覺得比較憤慨的事情,他也就是學辦公室裏那些中國男生的樣兒罵上一句,然後繼續笑著唱歌。
其實在非洲人們都很快樂,不管多窮,哪怕下頓沒吃的,這頓吃完還是高興地唱歌跳舞,一點也不操心。丹尼斯是我們的司機,似乎比其他人更窮一點。就像我們的北漂一樣,他是個內(內羅畢)漂族,一個人每個月掙千來塊錢養活一家四口,有一個兩歲的女兒和一個剛剛出生的兒子,無人幫襯,但他似乎又比其他當地人還更快樂一些。因為這一點,領導和同事們跟他更親近,把他安排在我們米摩薩小區的工人房住,讓他值夜班。
肯尼亞的辦公室就十幾個中方員工,以及四輛車四個司機。丹尼斯的所謂值夜班,也不過是接送加班的同事,或者領導晚上臨時有事外出用車,一般不會超過十點鍾。偶爾會有夜半淩晨去機場接送的任務,但很少。
我是辦公室裏經常晚歸的人,所以經常是丹尼斯載我回駐地公寓。他問我來肯尼亞做什麼,我說:“financing(融資)。”他頓時來了興趣說:“嗨,我老婆上學時也是念的finance(財務),如果她能畢業,也就能跟你一樣工作了!”
“那為什麼不念完畢業呢?”
“沒有錢啊,又要生小孩,就隻好不念書了。不過,等我掙到了錢,我就要送她重新回學校念書。”
“那兩個小孩怎麼辦呢?”
“那還不簡單,請保姆呀。”
“請保姆又要花很多錢吧?”
“呃……”他一時語塞,好像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又有一次,清晨五點多,天還未亮,丹尼斯陪我去機場接人,這是他比較難得的真正的夜班。路上我們開始閑聊。我問他:“你白天都不用上班,時間都用來做什麼呢?”
“睡覺啊!萬一晚上有工作呢,白天我得準備好。”
“你晚上不過工作到九點多而已,這種夜班少之又少,幹嘛不用白天的時間去再做份工掙雙份工資啊?”因為彼此已經比較熟了,所以我說話就很直接。
雖然他又好像是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但這次他沒有語塞,而是很興奮地說:“你說得對,讓我想想……那我要先去掙點錢做本金,然後去做點小生意。”
“可是白天睡覺,怎麼有時間去掙錢呢?”
“呃……”又語塞了。
我常常都是最後離開辦公室的那一個,白班司機早下班了,我總在說:“今晚我加班,請丹尼斯來接我。”雖然丹尼斯是夜班司機,次數多了我到底還是過意不去,加上知道他家的情況,所以我每次會給他100先令小費,而常規是20先令。每次丹尼斯都是非常感激地接受,拿過錢,還會高興地唱幾句,並不因為次數多了就習以為常。可是唯有一次我沒有零錢了,這一次快樂的丹尼斯不如平時快樂了,臉上寫著好明顯的失望。
再後來,同事們來批評我破壞了市場,聽說,丹尼斯開始主動問其他同事索要小費,而且不再滿足於20先令。
走遍世界帶給我最大的收獲是三觀的改變以及心態的平和。我不再說“不可能”,因為我知道了一切皆有可能;我也不再說“怎麼會這樣”,因為我知道了存在即合理;我幾乎不再使用年輕時最愛說的“絕對”等字眼,我從那個非黑即白的世界慢慢走了出來。有孩子之後,我甚至盡量避免跟孩子說怎樣做才是“對的”或者“錯的”,連我的女兒在三歲的時候,都會跟試圖教她標準答案的人說 “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方法”。因為我告訴過她,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你可以堅持自己的觀念,但是你也必須尊重別人的,無論是觀念還是習慣。
即便是在當時,要小費這件事情我也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好。在非洲,被人伸手要錢、要東西是很正常的事情,尤其是當他們為你提供了服務之後。中國人在國內沒有給小費的習慣,出來之後遇到這種情況,也難免常會將他們伸出的手貼上乞討或者貪婪的標簽。不過,這裏頭還是有一些微妙的東西——在美國的大部分服務行業,給小費也是必需的,要的一方理直氣壯,給的一方還常常會擔心給少了被人鄙視;然而,在非洲,為什麼大家的心態就不一樣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