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作為文學家和思想家的魯迅相比，學者魯迅的聲名稍遜一些。這固然基於魯迅在文學和思想領域中取得的輝煌成就，也與現代中國文化界重創作而輕學術的傾向不無關聯。事實上，“學者”是魯迅重要的精神生存方式，與“思想家”和“文學家”一起構成魯迅的完整精神世界。魯迅的學術著述和他的文學創作一樣，是其思想觀念和文化立場的承載方式。魯迅通過學術研究，站在新文化立場上重新審視傳統文化，體現出新文化倡導者的理論立場和價值觀念。盡管魯迅從不以專家學者自居，但其學術研究，尤其是文學史（小說史）研究，開一代風氣，對現代中國學術之建立具有奠基意義。可以說，魯迅無意為學者，卻在文學史（小說史）等領域奉獻出第一流的學術成果。
魯迅的學術研究，涉足頗廣，在學科門類和研究領域上，兼及文學、曆史、金石、佛學；在治學方法和著述體式上，則並蓄撰著、整理、輯佚、校勘。其中，尤以文學史（小說史）研究的成就最為卓著，也最得同時代及後世學人推崇。專著《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編著《古小說鉤沉》、《唐宋傳奇集》、《小說舊聞鈔》，論文《宋民間之所謂小說及其後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以及如吉光片羽一般散見於其雜文中的若幹文學史（小說史）論斷，不僅代表著當時文學史（小說史）研究的最高成就，也為後世的研究提供了富於開創性和啟發性的學術思路，成為文學史（小說史）寫作的精彩範例。
一、小說史研究
在學術界，魯迅首先以小說史研究聞名，其最突出的貢獻，在於中國小說史學史上劃時代的名著《中國小說史略》。該書不僅是魯迅的學術代表作，而且開創了中國人獨立撰寫小說史的先河，以宏大的學術視野和精辟的理論概括，改變了“中國之小說自來無史”的局麵，奠定了中國小說史寫作的基本格局。魯迅之前，成熟完整的中國小說史著作尚未出現；魯迅之後撰寫小說史者，代不乏人，在資料的占有上日漸豐富，較之中國小說史學的發生時期有很大提高，研究方法也不斷更新，力圖實現超越，唯小說史體例和敘述框架仍多因襲《中國小說史略》，鮮有突破；對作家作品的論斷更是奉《中國小說史略》為圭臬。作為現代中國學人對小說史寫作的最初嚐試，《中國小說史略》的學術思路和研究方法在中國小說史學史上具有典範意義。可以說，中國小說史研究迄今仍處於“魯迅時代”，魯迅對於中國小說史研究的傑出貢獻及其在現代學術史上的崇高地位，因此得以確立。
自1920年起，魯迅在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講授中國小說史課，並陸續編發油印本小說史講義，以散頁的方式在每次課前發給學生，後裝訂成冊，成為《中國小說史略》的雛形。油印本共17篇，在史料運用和作品分析上較為簡略，隻是一部小說史的梗概。之後，魯迅在此基礎上進行了大規模的增補修訂，由北大印刷所鉛印，題名《中國小說史大略》。鉛印本講義亦為散頁，內容擴充至26篇。1923年12月和1924年6月，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分別出版了《中國小說史略》上、下卷。這是該書第一次正式出版。魯迅在講義的基礎上又進行了修訂，將該書的規模擴充至28篇。隨著新潮社的解散，《中國小說史略》改由北新書局出版，並於1925年第一次出版了合訂本。此後多次再版，每一版都經過作者的修訂，但篇章數量不複增刪。
從學術思路上看，《中國小說史略》以小說發展的曆史時期為背景，以小說類型為中心，體現出用小說類型來概括一個時期小說發展的基本格局和藝術風貌的小說史意識。在魯迅看來，小說史研究的基本思路在於考察不同時代小說現象的變遷過程，因此“須以時代為經”。對於小說史現象的考察，則通過若幹小說類型的劃分和命名，承擔對不同時代小說創作形態的曆史定位。魯迅對小說類型的命名，或借用前人成說，如“誌怪”、“傳奇”等；或出於自創，如“誌人”、“神魔小說”、“人情小說”、“譴責小說”等，從而對中國小說在不同時代的發展形態做出了準確的概括。在分析作家作品，考察小說的藝術本質的同時，魯迅還格外重視每一時期的政治環境、社會風尚以及文人心態等文化因素，著力於穿越紛繁複雜的文化現象透視時代的精神。這樣，小說就以一種文化形態的身份進入曆史。《中國小說史略》通過若幹小說類型的演進，概括小說藝術的發展曆程，對不同類型的命名，不僅是對一個時期小說藝術的總結，也是對小說創作所代表的文化精神的揭示。上述思路使《中國小說史略》不僅成為一部小說藝術史，也成為一部小說文化史，獲得同時代及後世研究者的廣泛推崇，被視為小說史研究的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