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革命文學時期魯迅的新文學批評
1928年前後，圍繞著盛極一時的“革命文學”創作熱潮，魯迅也寫了大量的批評文字。他曾在《我們要批評家》一文裏，對於批評家的素養提出了這樣的要求，“我們所需要的，就隻得還是幾個堅實的，明白的，真懂得社會科學及其文藝理論的批評家。”魯迅強調懂得社會科學，是要求批評者能夠從一個宏觀的角度把握時代發展的大趨勢。例如，在為柔石的《二月》所寫的“小引”中，魯迅就十分精到地把握住了作品主人公肖澗秋到芙蓉鎮中學兩個多月以來的微妙心態：“濁浪在拍岸……弄潮兒則於濤頭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濱的人，一濺水花，便覺得有所沾濕，狼狽起來。”在為葉永榛的《小小十年》寫的“小引”中，魯迅一方麵十分敏銳地指出了作品主人公思想發展中的明顯缺憾：“但時代是現代，所以從舊家庭所希望的‘上進，而渡到革命，從交通不大方便的小縣而渡到’革命策源地的廣州，從本身的婚嫻不自由而渡到偉大的社會改革——但我沒有發現其間的橋梁。”另一方麵，他又對作品的優點作了充分的肯定，指出作者“描出了背著傳統，又為世界思潮所激蕩的一部分的青年的心，逐漸寫來，並無遮瞞，也不裝點，雖然間或有若幹辯解，而這些辯解，卻又正是脫去了自己的衣裳。至少，將為現在作一麵明鏡，為將來留一種記錄，是無疑的罷。”在這裏，魯迅都是將對人物塑造的要求與時代背景及社會變動聯係在一起來看的。
魯迅同時強調要懂得文藝理論，要求批評者必須遵從文學自身的發展規律，不能背離文學作品之所以成為“文學”所必備的藝術美感。認為文學固然應該發揚現實的戰鬥精神，給人以鼓舞與向上的力量——“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但這並不意味著就必然抹殺其自身應具的藝術美感。所以，在談到1928年之後現代文壇上盛極一時的“革命文學”時，魯迅在承認文學具有一定宣傳作用的前提下又指出，文藝不僅僅是宣傳工具，它還是有自己的特點的，即不能偏離自身的審美追求：“我以為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卻並非全是文藝，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將白也算作色），而凡顏色未必都是花一樣。革命之所以於口號，標語，布告，電報，教科書……之外，要用文藝者，就因為它是文藝。”魯迅強調，並不是泛泛地寫到了什麼“打打打，殺殺殺，革革革、命命命”的內容，就可以算做革命文學；其根本問題在於作者本人是否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麼事件，用的是什麼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學’。從噴泉裏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裏出來的都是血。‘賦得革命，五言八韻’，是隻能騙騙盲試官的。”
魯迅認為，好的文學批評是與社會變遷、時代發展同步的，是引領這個社會與時代積極健康地向前發展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魯迅雖然客觀地指出了當時盛行的“革命文學”中所存在的一些普遍缺陷，但對於頗受一部分人詬病的“革命文學家”反倒批評得不是很多，而是積極地給予支持。這一時期他寫的很多文章，例如《“醉眼”中的朦朧》、《頭》、《“革命軍馬前卒”和“落伍者”》、《“好政府主義”》、《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等，都表現出了自己這一鮮明的立場。與此相反，他十分憤慨於那些所謂的“幫閑”、“幫忙”甚至“幫凶”文學，在《“民族主義的文學”的任務和運命》一文中，他十分具體地分析了《前鋒》月刊中的幾篇作品，指出它們“將隻是盡些送喪的任務，永含著戀主的哀愁，須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風濤怒吼起來，刷洗山河的時候，這才能脫出這沉滯猥劣和腐爛的運命”。
三、“左聯”後期魯迅的文學批評活動
1930年“左聯”成立後的五六年間，魯迅圍繞著“左翼”文學創作、“京派”與“海派”之爭等話題，也寫了一些批評文章。魯迅在這一期間的文學批評，主要著眼於文學作品的現實關懷、人生價值以及終極意義的探討。1931年，在回答艾蕪與沙汀的《關於小說題材的通信》一文裏，魯迅明確提出：“選材要嚴，開掘要深，不可將一點瑣屑的沒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創作豐富自樂”。他還告誡兩位年輕的左翼作家：“現在能寫什麼，就寫什麼，不必趨時，自然更不必硬造一個突變式的革命英雄，自稱‘革命文學’；但也不可苟安於這一點，沒有改革，以致沉沒了自己——也就是消滅了對於時代的助力和貢獻。”
與當時某些年輕左翼作家不同的是，魯迅並不無限誇大文學的力量。他在《文藝與革命》一文裏說：“我是不相信文藝的旋乾轉坤的力量的，但倘有人要在別方麵應用他，我以為也可以。”因為就改變現狀的及時性與有效性而言，批判的武器顯然不如武器的批判了：“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自然也有人以為文學於革命是有偉力的，但我個人總覺得懷疑”。這就明顯地與中國傳統的文論觀（像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所謂的“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相區別，但魯迅並不因此就完全抹殺文學的現實實用價值。文學固然不是宣傳，但也不是小擺設與可供消遣的玩物。文學也許沒有旋轉乾坤的力量，但可以潛移默化地改造國民性。所以他十分關注一部文學作品的社會意義，看重其作者所占據的思想高度。在為葉紫的《豐收》作序時，他說：“作者已經盡了當前的任務，也是對於壓迫者的答複：文學是戰鬥的！”對於蕭紅的《生死場》，魯迅極力推讚，收入其1935年主編的奴隸叢書，並在為作品所寫的序言裏指出：“北方人民的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紮，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的細致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