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魯迅認為複譯也值得提倡。他所說的複譯，是指前人譯過的作品，後人再譯一次。有些譯作質量很差，就應該允許後人用新的譯本取代它。即使譯本很好，複譯仍有必要。前人用文言譯的，後人可改用白話譯，前人通過其他語言轉譯，後人可直接從原文譯。即便前人的譯本已經很好，後人仍可在前人的基礎上譯得更好。可見魯迅在翻譯思想上也是相當開通的，其大力支持轉譯和複譯，就是希望盡快地將國外優秀的文學作品介紹到中國來，並且不斷提高翻譯質量。
五、從意譯到直譯（“硬譯”）
晚清的中國翻譯界普遍缺乏原作和原作者意識，譯者往往隨意改寫與增刪原作，使之盡可能地符合本國讀者的閱讀習慣。魯迅在翻譯初期，也深受此風影響，《斯巴達之魂》、《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便是例證。他用文言文來翻譯，而且作了很大的自由發揮，譯著的內容已被壓縮或刪改，有的還翻譯成中國人熟悉的章回體，甚至還夾雜著古體詩詞。用他自己的話概括便是：“雖說譯，其實乃是改作。”從中可見晚清意譯之風對他的影響。
1909年《域外小說集》的出版標誌著魯迅翻譯觀的重大轉變。在其序言中，魯迅對他的翻譯目的和手法作了簡要歸納：“《域外小說集》為書，詞致樸訥，不足方近世名人譯本。特收錄至審慎，迻譯亦期弗失文情。異域文術新宗，自此始入華土。”除了選材審慎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們從此訣別了晚清的意譯風尚，開始了直譯。在略例中魯迅指出“任情刪易，即為不誠”。因而，魯迅兄弟的譯文不僅忠實地保留了原著的章節格式，譯本中的人名和地名也是直接的音譯，而不是改用中國人名和地名。此外，還加入了著者小傳，並對小說中的一些典故進行注解。由於這個譯本采用古奧的文言，“句子生硬，詰屈聱牙”，當時並未產生多大影響，但卻由此確立了魯迅以“誠”為核心的翻譯美學觀。
自嚴複提出“信、達、雅”之後，這幾乎成為翻譯界的金科玉律。魯迅的“直譯”觀也最重視“信”，並兼顧“達”，卻很少提及“雅”。魯迅曾說，“凡是翻譯，必須兼顧著兩麵，一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保存著原作的豐姿”。當二者不能兩全時，那就“寧信而不順”，可見魯迅對“信”的絕對看重。
由意譯到直譯的發展看似一種翻譯方式的變遷，其實也包含著譯者文化態度的轉變。翻譯家對中外文化的態度直接決定他對翻譯方式的選擇。晚清的譯家大部分是漢文化中心論者，在翻譯中堅持“用夏變夷”，用本國文化改寫外國文化，實質上就是翻譯學上的“歸化”。魯迅早期翻譯，也追求“歸化”的效果，然而從《域外小說集》開始則明確追求“異域化”。自新文化運動以後，魯迅更旗幟鮮明地提倡直譯。因為新文化運動打破了根深蒂固的“華夏文化中心觀”，以往那種“用夏變夷”的“歸化”翻譯失去了存在的文化根基。因此，魯迅力挽晚清的意譯風潮，意圖就在於以直譯的方式輸入原質的外國文化，力圖在翻譯中保持原汁原味，保持異域情調，絕不為了遷就國人陳舊的思維方式，適應本國口味而“削鼻剜眼”。當然，在翻譯日本小說或者童話之類的作品時，魯迅又適當采用意譯，可見他也會根據翻譯的內容和讀者的差異而選擇適當的譯法，並不能一概而論。
魯迅提倡直譯有一個更大的原因，就是他在對漢語和外語的對比中，看到了漢語語義的含混和語法的不精密，並且從語法的不精密發掘出思路的不精密。他想通過直譯，把外國語的表現法力求不加改變地引到漢語中來，去改造、豐富和發展白話文，進而推動漢語的現代化。因此，魯迅的翻譯“不但在輸入新的內容，也在輸入新的表現法”。正是出於這樣的思路，魯迅提倡逐字逐句的直譯，也就是“硬譯”。這種“寧信而不順”，而且是逐字逐句翻譯的方式引發了翻譯界的爭議，其譯文也因為生澀難懂而遭到攻擊，被梁實秋批評為“硬譯”、“死譯”。魯迅翻譯的質量如何，可以討論，但他想通過直譯外文，引入外文句式，帶動漢語的改造，是一種頗有遠見卓識的翻譯思想。
魯迅說過：“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魯迅正是以“盜火者”的熱情，拿來主義者的胸襟，懷抱著“轉移性情，改造社會”的偉大目標而投入到翻譯事業中的。其翻譯數量之大，成就之高，影響之深遠，個性之突出，都應在中國現代文學及文化史上留下濃重的一筆。
魯迅從不諱言外國文學對他創作的影響。談到《狂人日記》時稱“大約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學上的知識”。1933年仍說：“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國的作家”。可以說，正是大量的外國文學的翻譯，滋養了魯迅的文學創作，成就了他的文學高峰。同時，魯迅之所以如此看重翻譯，也是為了給中國作家打開通向世界文學的窗口，盡可能地為他們提供精神食糧。由於中國作家創作的貧乏，使魯迅深切地認識到“翻譯之不可緩”。他立誌把外國文學的新鮮血液輸入中國，正是希望中國作家從翻譯中汲取有益的啟示，以促進中國文學的現代化。可以說，魯迅的翻譯實踐及其大量的“譯者附記”、翻譯前言、小引、後記，為中國現代小說理論的建構以及中國現代小說創作實踐都提供了重要的指導性意見。
魯迅的翻譯生涯突出地體現了他“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的主體性特征。他避熱而求冷，舍英、法、美等大國名家作品而取俄蘇及弱小民族文學的翻譯選擇，開創了中國譯介歐洲小國家文學的翻譯傳統，也反映出他在翻譯策略上所具有的鮮明的意識形態性。他力挽晚清以來的意譯風潮，期望以直譯的方式輸入域外文學和文化，並由此推動漢語及國人思想觀念現代化的翻譯思想，至今值得我們深入思考。
思考題：
魯迅的翻譯活動對其文學創作的影響表現在哪些方麵？
§§第八章 魯迅和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論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