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見，魯迅並不著眼於對自由主義理念本身的排拒和批判，而是質疑和批評自由主義者們公開的言論主張與實際所為的大相徑庭以及與現實環境的嚴重脫節。
二、與梁實秋的分歧和論爭
魯迅與梁實秋的論戰發生在上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上海，一方是文學界、思想界公認的權威，一方是剛從美國學成歸來的青年人，按餘光中所比喻的：“頗有幼犢對老虎之勢”。這場雖發軔文學卻帶有政治色彩的論戰震撼了整個文壇。
1926年底，從美國歸來不久的梁實秋在《晨報·副刊》上發表《盧梭論女子教育》一文。1927年11月，《複旦旬刊》創刊，編者向他約稿，他把這篇文章修改後又登載於《複旦旬刊》。在文中，他批駁了盧梭的某些觀點，並認為：“盧梭論教育，無一是處，惟其論女子教育，的確精當。盧梭論女子教育是根據於男女的性質與體格的差別而來。”
其時，魯迅剛從廣州來到上海，定居於景雲裏。對盧梭大為敬仰的魯迅對這篇文章的觀點頗為不滿，因而於1927年12月發表《盧梭與胃口》予以反駁，由此拉開了二人論戰的序幕。二人論戰的主要原因源於信仰、思想文化觀念的不同，他們的論戰內容也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麵（翻譯問題前文已經談過，此處不再詳述）：
第一，人性和文學的階級性問題。對於文學，梁實秋主張人性論，反對階級論。梁實秋師從白璧德，他的人性論也是從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而來。在《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一文中，他談到：“文學的國土是最寬泛的，在根本上和在理論上沒有國界，更沒有階級的界限。一個資本家和一個勞動者，他們的不同的地方是有的，遺傳不同，教育不同，經濟的環境不同，因之生活狀態也不同，但是他們還有同的地方。他們的人性並沒有兩樣，他們都感到生老病死的無常，他們都有愛的要求，他們都有憐憫與恐怖的情緒，他們都有倫常的觀念，他們都企求身心的愉快。”在梁實秋看來，世界上的人性是一樣的，並沒有階級的區別。“文學是從人心中最深處發出來的聲音”，因而“文學就是表現這最基本的人性的藝術”。所以他提出文學是沒有階級性的，進而提出無產者文學理論“把階級的束縛加在文學上麵”是完全錯誤的。
魯迅就梁實秋的觀點發表了《文學和出汗》，他從人性論的角度提出人性不是永久不變的，且在文中談到：“‘弱不禁風’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借以說明文學是有階級性的。他承認“喜怒哀樂，人之情也”，但同時認為人的性格“都帶著階級性”。他還針對梁實秋以為無產者文學理論的錯誤，是“在把階級的束縛加在文學上麵”的觀點，針鋒相對地提出：“文學不借人，也無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還在階級社會裏，即斷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性無需加以‘束縛’，實乃出於必然。”就文學和人性本身來看，魯迅的觀點無疑要高明一些。梁實秋最大的失誤就是將複雜的人性問題簡單化了，否定了人的階級性，也就否定了反映社會生活的文學的階級性。
第二，“乏走狗”問題。論爭如果僅限以上的範圍，雙方雖動了肝火，但卻還在學術範疇之內。然而，隨著論爭的深入，其性質也發生了變化。最後，不同思想觀念的論爭演變成了帶有強烈政治色彩的論戰，其標誌是魯迅那篇著名雜文《“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的發表。
針對梁實秋《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這篇文章，“左聯”的馮乃超也在1930年2月《拓荒者》第1卷第2期發表《文藝理論講座（第二回）階級社會的藝術》予以批駁，並毫不客氣地稱梁實秋為“資本家的走狗”。這一說法深深刺痛了梁實秋，他在1929年11月《新月》第2卷第9期針鋒相對地發表了《“資本家的走狗”》一文說：“《拓荒者》說我是資本家的走狗，是哪一個資本家，還是所有的資本家？我還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誰，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帶著幾份雜誌去到主子麵前表功，或者還許得到幾個金鎊或盧布的賞賚呢。”話雖說得俏皮，卻寓意深刻。魯迅看到之後，氣憤不過，提筆寫下經典的《“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並對梁實秋的問題答道：“凡走狗，雖或為一個資本家所豢養，其實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所以它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不知道誰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見所有闊人都馴良的原因，也就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證據。即使無人豢養，餓的精瘦，變成野狗了，但還是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的，不過這時它就愈不明白誰是主子了。”到這裏，論爭內容已遠遠超出了最初的範圍，兩人都在文章中極盡諷刺和挖苦，給魯迅和梁實秋都留下了難以愈合的創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