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一再越界偷墾，當然是其貪婪之本性所使然，但這與黑龍江南岸中國境內的空虛形勢也有很大關係。同治元年（1862年），特普欽就曾指出黑龍江邊界一帶，自額爾古納河到黑河口“三千餘裏，江左俄屯處處接連不斷，而江右一帶多屬曠地，並無人居，每年派員上下迎查，即遇有越界耕種之事，與之理論，決不聽從，欲即平毀，則彼眾我寡，橫行攔阻”。（注：寶鋆等纂：《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第11卷，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62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總1155頁。）可見，黑龍江北岸之地一經到手，俄國立刻大肆經營，殖民於邊界地帶，並窺伺南岸，不時越界侵擾，而清政府僅滿足於派員巡查，此外別無辦法。特普欽的分析無疑是正確的，可惜並未給出應對之策，足見清政府仍不及時吸取教訓，對邊界地帶的移民實邊問題還是重視不夠，每當問題發生之後才被動地著手解決，而俄國又貪得無厭、蠻不講理，其難度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俄國除指使邊民非法越墾之外，還常常縱民越界偷割羊草，騷擾侵漁之事屢見疊出，以呼倫貝爾地區最為嚴重。羊草在呼倫貝爾又被稱為羊胡草，“長尺許，莖末圓勁如鬆針，黝色油潤，飼馬肥澤，勝豆粟遠甚，居人於七八月間刈積之，經冬不變”，（注：方式濟撰：《龍沙紀略》，見內藤虎次郎輯：《滿蒙叢書》第5卷，滿蒙叢書刊行會大正十年發行，第31—32頁。）是一種優良飼料，俄人垂涎。鹹豐十一年（1861年），“距巴彥珠爾克等五處卡倫，百八十裏至五六十裏，有俄人越界偷割羊草，或二三百堆至五七百堆不等，並有偷挖地窖七處”。（注：寶鋆等纂：《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第4卷，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62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總307頁。）第二年，又有多起俄人越界割草之事，有的被中國卡倫阻止而未能得逞。而當俄人在蒙克西裏卡倫附近越界割草時，卡倫官員加以阻止，俄人不但不聽，反稱該地“為俄國屬界”，巡卡總管額爾德尼趕緊與俄國官員“按約據理剖辯”，但俄官“以和約內並無禁止割草之條，任意狡賴”。對此胡言亂語，本不值一駁，額爾德尼還是非常耐心地“曉以條約無禁止割草之條，惟地界既已分明，即應各守各界，且蒙克西裏割草地麵，現在額爾古納河南岸，務須各遵條約”，（注：寶鋆等纂：《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第18卷，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62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總1811頁。）俄官聞聽此言，不但不知收斂，反而更加胡攪蠻纏，“堅稱蒙克西裏卡倫原界，以額爾古納河為界，今河改向北流，現在割草地方即應為俄國屬界”，額爾德尼“詰辯三日，與之上窮河源”。在鐵的事實麵前，俄官仍然“詞窮而心不甘，乃指無源水溝，謬作舊日河身為據”，使出俄國在邊界問題上的慣用伎倆：將界山搬家，把界河改道，“無論如何講求，堅不折服”，（注：寶鋆等纂：《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第18卷，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62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總1812頁。）雙方的協商終於沒有任何結果。
總之，俄國強加於中國的邊界甫定，俄人越界墾種、偷割羊草之事就層出不窮，並且以後愈演愈烈，終成痼疾。俄國借此進行移民滲透、侵犯騷擾，並時常有意引發邊界爭端，成為嚴重的邊患問題。
三、俄國蠶食吉林東疆
根據中俄《北京條約》，在俄國強加給中國的東段邊界中，烏蘇裏江和鬆阿察河一段因有天然大河，界限比較分明，而從興凱湖到圖們江江口一段為陸路交界部分，因山河交錯，形勢比較複雜，稍有不慎，就會給俄國蠶食中國領土以可乘之機。因此，清政府以倉場侍郎成琦會同吉林將軍景淳，與俄國全權代表、濱海省省長卡紮凱維奇及副代表布多戈斯基在興凱湖附近舉行勘界會議，這是中俄雙方就東段邊界的第一次勘界。
鹹豐十一年（1861年）五月，雙方代表會晤開議。談判剛一開始，雙方就在白棱河的問題上產生了重大分歧。本來，“關於中俄邊界在興凱湖上的走向，根據條約規定，係從鬆阿察河河源越興凱湖至白棱河河口，再由該河口順山嶺至瑚布圖河口。隻有確定白棱河及其河口的方位，才能劃定興凱湖和瑚布圖河以北這兩段中俄邊界線。”（注：佟冬主編：《沙俄與東北》，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281頁。）但在中俄兩國的地圖上，均無白棱河之名稱。俄國代表為達到蠶食中國領土之目的，“混指一處，欲由鬆阿察河掘通穆棱河以行舟楫，而窺寧古塔、琿春、三姓等處，遂稱九年立約時，寫在約中有雲土爾必拉亦須割與”，（注：郭熙楞撰：《吉林彙征》，民國三年（1914年）長春版本，第91頁。）一口咬定位於興凱湖西北、已被俄國非法占領的土爾河口就是白棱河口，執意在鬆阿察河河源與土爾河口之間劃一道直線，以此作為兩國界限，如此就把興凱湖的大半部分劃入俄國版圖。成琦雖然力爭，但俄國代表蠻不講理，最終還是按照俄國的意願劃定此段的中俄界限，簽訂了《中俄勘分東界約記》，並在從烏蘇裏江江口到圖們江江口一千多裏長的邊界上豎立了八個木製界牌，中國名稱為耶、亦、喀、拉、那、倭、帕、土。這八個界牌的具體方位是：耶字牌位於烏蘇裏江江口，（注：劉爽撰：《吉林新誌》，遠東編譯社1934年增訂版，第4頁。）屬於“三姓管轄之地”。（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111輯（外交·中俄），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635頁。）而位於“寧古塔境內界牌六處：帕字牌在瑚布圖河山頂，俗名老鬆嶺頂；倭字牌在小孤山上；（注：這是光緒十一年（1885年）四月，吳大澂在奏折中所指出的倭字界牌所在位置，是經過俄國非法移動後的結果，倭字界牌本應立於瑚布圖河河口。）那字牌在綏芬河北橫山會處；拉字牌在白棱河源小漫岡；喀字牌在白棱河口奎屯必拉地方；亦字牌在鬆阿察河源北岸即興凱湖東岸濱水之處。”土字牌位於琿春境內，在圖們江左邊距海不到二十裏處。需要指出的是，在豎立界牌時，除喀字牌和耶字牌由中俄雙方共同設立之外，由於中方監牌官員吉勒圖堪畏懼路途險阻，竟然玩忽職守，將設置界牌事宜交由俄方一手包辦，俄方趁機為所欲為。例如，俄國將本應設置在距圖們江口二十華裏之處的土字界牌，卑鄙地“設置在距圖們江口二十二俄裏（約合四十六華裏）的朝鮮城鎮邊梁子村對麵”，（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沙俄侵華史》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24—225頁。）從而又蠶食了一塊中國領土。清政府派員與俄國勘界，其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因界限不清而使國土再受損失，但由於俄國的卑鄙無恥，中國領土又遭到蠶食。
不僅如此，八個界牌的設立並沒有阻遏俄國的貪婪侵漁之心，俄國竟然使用私移界牌的卑鄙手法，“暗竊潛移，界線遂半非其舊，俗諺故有馬馱界碑之語”。（注：魏徹卿撰：《雞林舊聞錄》，民國二年（1913年）版本，第37頁。）例如，耶字牌在光緒十二年（1886年）第二次勘界前，就被俄國偷偷移動過兩次。此界牌本來豎立於“混同江之東南岸附近伯力日奔溝地方，以是處控製（注：指黑龍江與鬆花江江口彙流以後的黑龍江下遊。）鬆烏兩江，為天然界線。後經俄人將界牌私移於烏蘇裏江斜向西南之青牛河，然猶在江之南岸，尚未侵占江北，是為俄國第一次之私移界牌；嗣後又私行越江沿岸而西移於烏蘇裏江北岸之包寶山地方，複將包寶山鑿平，而木質耶字界牌遂同時湮沒，此為第二次之移。”這是吉林墾殖分會在民國初年派員先“訪尋該處年久居民與附近界牌之赫哲人，凡年在六十左右者，大多能道其詳，遍問多人，所言相同”，後經過實地調查而得出的結果。（注：吉林墾殖分會撰：《調查東北路沿疆總綱報告》，民國稿本，第23頁。）另外，中俄第一次勘界時所立界牌全是木製，“年久易於朽壞，鄉民有燒荒之例，野火所焚，延及牌木，難免毀損”。如倭字界牌“僅有紙貼牌文，風雨剝蝕，所存不過數字”，而且“牌後有俄人火烙文，大如手掌，亦不辨為何字”。可見，木製界牌不但簡陋異常，而且容易引起俄國的非分之想，吳大澂因此指出“當時立牌之草率，可想而知”。（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111輯（外交·中俄），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635頁。）更為嚴重的是，“土字界牌不知何年毀失，無從查究”。（注：郭熙楞撰：《吉林彙征》，民國三年（1914年）長春版本，第87頁。）還有，中俄雙方第一次勘界時，在一千多裏長的邊界線上僅有區區八個簡陋異常的界牌，過於稀少，如“自琿春河至圖門江口五百餘裏，竟無界牌一個”。而且俄國又不斷越界，蠶食中國領土。（注：例如，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沙俄侵華史》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25頁：光緒七年（1881年），“吉林地方當局派員赴土爾河以南調查，發現邊界線附近的寬闊平坦地麵均被沙俄竊據，或三四十裏，或五六十裏不等，強設兵營，撥兵駐守。”；另外，俄國又“侵占琿春邊界，將圖們江東岸沿江百餘裏‘誤’為俄國所轄之地，並於黑頂子地方安設俄卡”。）以上這些問題，導致清政府決定就東段邊界與俄國進行第二次勘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