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員曾經親曆喪失國土之痛者，尚且對移民實邊的認識如此淺薄，清政府中央各衙門中反對者大有人在，也就不足為奇。同治七年（1868年）二月，奕訢等人聯名反對在奉天招民開墾，聲稱：“查舊製，在盛京附近一帶特留沃壤荒山，設門定禁，具有深意，何敢輕易更張？”（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館藏檔案：軍機處錄副奏折屯墾耕作9552卷34號恭親王會大學士等折總議奉天查辦開墾事宜由。）老調重彈，搬出陳腐不堪的所謂祖製，作為反對開禁的理由。富明阿在奏請將吉林省西圍場荒地開放的時候，為了減少阻力，已表示“開墾圍場荒田本係萬不得已之舉”，但當戶部於同治七年（1868年）八月就此事議複時，對招民開墾雖沒有完全反對，但還是頗有微詞，並連帶對鹹豐年間前吉林將軍景淳奏準墾荒之事一起加以指責，說什麼“圍場向為長養牲畜以備狩獵之所，設堆置卡封禁綦嚴，乃自前任將軍等聲請開墾以來，各處遊民爭往牟利，借開荒之名私越禁地”，於是“數百年封禁之地利，反為若輩利源”，發泄對招民墾荒的不滿情緒。（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館藏檔案：軍機處錄副奏折屯墾耕作9552卷39號戶部折吉林開荒宜防流弊呈請由。）
如前所述，呼蘭平原是黑龍江最早招民開墾的地區，但其北部之通肯、克音（注：今屬黑龍江省綏化市。）等地段卻一直被列為禁區。光緒六年（1880年）九月，禦史英俊建議將克音開放，清廷令黑龍江將軍定安發表意見。定安為此於同年十二月奏稱，英俊建議開放的“黑陰地方即係呼蘭河迤北之克音，地聯通肯。該處原為圍場，向係旗丁遊牧圍獵之區。前因所開荒段地麵遼闊，煙戶日增，良莠不齊，是以除呼蘭、巴彥蘇蘇等處奏明開墾外，其克音、通肯一段因關圍場深山，若招佃墾荒，奸匪易於混跡，恐滋事端。同治七、十兩年曾經前任將軍德英迭將此段荒場圍山停止招墾，仍備旗人遊獵。”至於現在可否開墾，定安之回答是否定的，並詳細列舉了自認為不能招墾的理由：“如一律開墾，荒段甚廣，即招旗丁，亦必雇覓民人傭工，而遊民遷徙，愈聚愈眾，若隱居山場，其中封禁之參山珠河關係綦重，且恐稽查難周，滋弊尤深。其患一也；黑龍江為我朝養兵牧馬之地，布特哈（注：布特哈“指漁獵及其他生業而言，為往古從事漁獵民族之稱”，後來，“此語又轉為索倫人及鄂倫春人所住地方之稱”，清政府先後設有布特哈總管及副都統，其管區內分為東布特哈及西布特哈，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在東布特哈設訥河廳（今黑龍江省訥河市），西布特哈亦曾擬設諾敏縣及布西廳，但均未實行。參見中東鐵路局商業部編，湯爾和譯：《黑龍江》，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年（1931年）版，第729頁；以及徐曦著：《東三省紀略》，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四年（1915年）版，第83、86頁。）等處向以遊牧打牲為事，一經開墾，地方愈狹，則旗丁打牲之業必廢，因之技藝日疏，士馬不強，恐武備從此廢弛。其患二也；墨爾根等處向屬旗地，人尚樸誠，並無民戶雜居，易於稽查，故奸宄無所容其身。今荒段若有民人，皆係關內無業之徒，挨界雜處，日久必染積習，而作奸犯科之案在在堪虞，地方從此多事，受累無窮。其患三也。”以上所謂三點理由，與清廷長期封禁的原因完全吻合，處處充滿對墾民的歧視。不僅如此，定安“更有深慮者，璦琿等處與外國接壤，當此厲兵講武、鎮懾邊防之際，則封禁荒場萬不可開墾，一有民戶，將來貽害實非淺顯。若謂邊防一節，現在呼蘭開荒頗廣，人煙湊集而盜賊蜂擁，搶劫之案層見疊出，省北一帶並無民戶，均皆樂業安居，明驗昭然。是黑龍江開荒不惟不能防邊，反為藏賊之藪”，如此邏輯思維，完全與移民實邊的邊防策略相左。（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2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520—522頁；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編：《光緒朝黑龍江將軍奏稿》上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3年版，第201—202頁。）定安的“深慮”無知到如此程度，令人吃驚。有此愚昧認識者絕非定安一人，其繼任者文緒於光緒八年（1882年）四月，也在奏折中喋喋不休地列舉了幾項克音不能開禁的“理由”，其中一項也與移民實邊思想背道而馳：“江省近接俄疆，交涉事重，所好旗丁無多，向知守法，不敢為分外之事。若經招墾，流民益多，逼處益近，奸匪將滋，防範愈難，是異日之招敵構釁，禍患滋大。”（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54輯（軍務·防務），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89頁；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編：《光緒朝黑龍江將軍奏稿》上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3年版，第232頁。）光緒十年（1884年）十一月，文緒再次大放厥詞，說什麼“黑龍江與俄國一江為界，陸路不接，有卡坐放，即有偷渡，終屬違約，據理可折。”其言外之意，在於認為有幾處卡倫，就可以製止俄國的侵略欲望，守邊大員的國防意識既然如此淺薄，也就認為如果“招民認墾”，那麼“貂場、參山、珠河、礦廠引以勾結，門戶洞開，奸宄假勢爭利構事，將恐釁由斯起，重煩兵力，是欲實邊轉以墮邊”。（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2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606頁。）文緒在兩次奏折中，不但不把漢人作為鞏固邊防的重要力量，反而視為贅疣，這是有意采用虛邊的方法，避免所謂民夷接觸，企圖以此達到防止俄國侵略之目的。這種自殺式的想法與吳大澂鮮明的移民實邊之邊防策略相比較，確實有天壤之別。
地方大員以各種理由百般阻撓克音、通肯開禁，中央秉政大臣也是如此。光緒十五年（1889年）十二月，奕劻等人就通肯是否開禁的問題發表看法，又是一通長篇闊論。他們首先回顧曆史，認為“黑龍江與內地不同，自古各分部落，聚族而居，洎乎國朝，鹹為旗仆，縱欲開地利，亦當使本省土著旗人日臻富庶，方為美善，萬不可貪一時小利，以舊疆重地輕畀流民。臣等上念列聖訓諭，近查東土情形，實未可輕議更張，致貽隱患。”接著又教訓主張開禁的依克唐阿“勿循浮言，勿沽虛譽，為土著經劃富強，即為國家培養元氣”。然後則對招民放荒的正確政策橫加指責：“盛京變更製度，自崇實始，雖為因時起見，仰溯先朝深意，多不符合。（注：崇實於光緒元年（1875年）二月署理盛京將軍，在任職期間內主持招墾放荒，整頓吏治，地方官員任用不拘滿漢成例，增添州縣以管理民戶，這些改革措施被守舊派視為不守祖製之舉。）銘安複繼試於吉林，識者亦頗不韙。（注：銘安在吉林將軍任職期間，主張招民墾荒，並大力倡導廣設府廳州縣以完善行政管理，同樣引起泥守祖製者的不滿。）奉天、吉林兩省客民日多，旗丁幾成寄旅，尚賴黑龍江地處極邊，古風猶存。可為鑒者，呼蘭等處經流民屯聚墾種以來，迄今不過二十餘年，樹木日伐，貂參殆盡，土著旗丁已形凋敝。通肯地與相接，若再踵而行之，貽累恐非淺顯。此事於光緒十年、十三年兩次欽奉諭旨，永遠封禁，自不應再議更張。臣等公同商酌，開荒不過一隅，固無所謂富強；招民不過耕耨，更無所謂禦侮。應請飭下該將軍仍遵前奉封禁之旨，實力奉行，勿使有潛墾混跡之弊。嗣後，該省無論何處斷不可輕招流民，為因民設官地步，效盛京、吉林新章，旗民分治，主客相形，為舍本逐末之謀，方為妥善。”（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館藏檔案：軍機處錄副奏折屯墾耕作9554卷99號總理海軍事務衙門戶部折遵議黑龍江通肯招墾分別複陳等由。）綜觀奕劻等人所論，通篇以旗人之私利為出發點，而置整個國家之安危利益於不顧。
由上可知，盡管移民實邊是大勢所趨，但反對者仍大有人在，這不能不產生惡劣的影響。其表現在地方官府屢有禁止墾荒、驅逐流民之舉，清廷也徘徊於封禁與開禁的兩難抉擇之中，常常下發照舊封禁的上諭。
同治八年（1869年）五月，清廷發布上諭：“奉天邊門外附近陵寢風水禁地，關係緊要”，應“永遠封禁”，將該處以耕種零星土地謀生的“無業遊民盡行驅逐”。（注：寶鋆等修：《穆宗實錄》第259卷，同治八年五月，《清實錄》總50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601頁。）同治十年（1871年），黑龍江將軍德英奏請將其轄區內所屬內蒙古哲裏木盟杜爾伯特旗招民墾荒之事嚴加禁止。清廷同意照此辦理：“黑龍江附近蒙古荒地，向為蒙古旗丁遊牧打牲之所，不準招民開墾，例禁綦嚴。乃杜爾伯特協理台吉那遜烏爾吉等擅將該蒙古旗荒招墾，經德英及該盟長迭次阻止，仍敢抗不遵辦，實屬大幹例禁。著理藩院傳知署哲裏木盟長吉克丹旺固爾，嚴飭杜爾伯特貝子，將現在所招民眾驅逐出境，妥為彈壓，毋許逗留滋事。嗣後不準再有招墾情弊，以靖地方。”（注：寶鋆等修：《穆宗實錄》第306卷，同治十年二月，《清實錄》總5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57—58頁。）次年（1872年）五月，清廷再次發布上諭，聲稱“盛京為根本重地，吉林、黑龍江實為陪都藩籬，自招墾荒地以來，藏奸匿匪，盜賊肆行”，因此應“及時整頓，以重邊防”，而所謂整頓就是準許黑龍江將軍德英“將呼蘭等處開墾之事奏請停止”。（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2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789頁。）清廷表示要重視邊防，這本無任何問題，但卻把招民開墾視為邊疆不穩定的主要因素，要倒退到以往所實行的封禁政策，足見其受反對移民實邊者影響之深。
光緒元年（1875年）八月，黑龍江將軍衙門認為“呼蘭河、巴彥蘇蘇一帶，自準開墾以來，曆十餘年，記戶則有數千，記口已逾數萬，若不予以限製，誠恐愈集愈多，流弊不可勝言”，目前“旗丁任意招墾，輾轉契典，爭相營利，以致佃戶良莠不齊”，於是下令嚴禁旗丁招墾及流民私墾，否則嚴懲不貸。（注：《黑龍江將軍衙門檔》，見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滿文部、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合編：《清代黑龍江曆史檔案選編》（光緒朝元年—七年），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7—48頁。）呼蘭、巴彥蘇蘇是官方認可的開禁區，但地方官仍然嚴加限製，與反對招民開墾的逆流不無關係。光緒四年（1878年），清廷繼同治年間之後，再次諭令對盛京祖陵一帶嚴加封禁，認為“永陵龍脈正岡有關風水各處，前經設立封堆，永遠查禁。其隨山護沙各溝塘，自應一律慎重，保護正岡，永杜侵墾之弊”，為此諭令“永遠封禁，不準耕牧樵采該處地畝”。（注：世續等修：《德宗實錄》第67卷，光緒四年二月，《清實錄》總5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29頁。）
如前所述，關於黑龍江通肯與克音是否可以招民開墾的問題，在清政府內部曾爭論不休。恭鏜和依克唐阿在請求將兩地開禁的奏折中，把其中的利害關係已經陳說清楚，但清政府還是聽信反對者的陳腐觀點，分別於光緒六年（1880年）（注：據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2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605頁：當定安等奏報“荒場招墾有礙邊圉”之後，清政府宣布：“呼蘭所屬克音、通肯一帶荒地，向係旗丁遊牧圍獵之區，若招佃開墾，流弊甚多，自係實在情形，即著照所請，仍舊封禁。”；亦可見世續等修：《德宗實錄》第126卷，光緒六年十二月，《清實錄》總5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804頁。）、十年（1884年）（注：當文緒等奏稱“黑龍江所屬可以招墾地方，業經先後查明，開墾殆遍，惟克音、通肯圍場久為封禁之區，奸民詭稱墾荒，斂錢惑眾”，因此“若再招民認墾，適滋奸宄爭利擾事”之後，清政府宣布：“克音、通肯圍場墾荒，既據查明流弊甚多，即著永遠封禁”。見朱壽朋編，張靜廬等校點：《光緒朝東華錄》，光緒十年十一月，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版，總1863—1864頁。）、十三年（1887年）（注：當恭鏜奏請開禁之後，清政府令戶部就此事議奏，戶部認為：“光緒十年奉旨，永遠封禁，可否準予開墾，伏候欽定。”清政府不久即宣布“仍著永遠封禁”。見世續等修：《德宗實錄》第246卷，光緒十三年八月，《清實錄》總55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309頁。）以及十五年（1889年）發布上諭，宣布照舊封禁。在四次關於封禁黑龍江的上諭中，以第四次最有代表性。該上諭一麵重申禁令，“東三省山場荒地，係旗丁遊牧田獵之區。乾隆、嘉慶、道光、同治年間，曆奉諭旨嚴禁流民開墾，深恐有礙旗人生計，聖訓周詳，用意極為宏遠。通省向來封禁之荒地，近年以來迭據中外臣工奏請招民認墾，均未允行。誠以該處荒地一經開墾，勢必將牧獵之場漸行侵占，旗丁生計日蹙，流弊不可勝言。豈容輕易更張，顯違聖諭。所有通省荒地，著依克唐阿仍遵光緒十年、十三年兩次永遠封禁之旨實力奉行，毋任奸民混入私墾”。但同時又諭令依克唐阿將“無礙牧獵之處”上報，“俟核準後分畀旗丁耕種，詳定收獲助餉章程，以足兵食”。（注：朱壽朋編，張靜廬等校點：《光緒朝東華錄》，光緒十五年十二月，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版，總2696頁。）可見，該諭旨既然強調黑龍江全省永遠封禁，但同時又允許將與牧獵沒有妨礙的荒地開墾耕種，顯然存在自相矛盾之處。當然，清廷心目中的耕種者是旗丁，但事實早已證明，旗丁並不擅長耕作，隻能將地租給漢人佃種，自己隻是坐食地租而已。如此土地實際上是被漢人所掌握的，而且允許耕種部分荒地，就勢必打開一道缺口，所謂永遠封禁也就有名無實。這說明從鹹豐末年開始，清廷在封禁與開禁的問題上常常搖擺不定。邊疆危機存在的客觀事實，使封禁政策根本無法繼續推行下去，但開禁又與所謂祖宗成法相背離，官員也就此問題爭論不休。清廷受諸多方麵的影響，陷入兩難抉擇的境地，時而允許甚至鼓勵放荒招民，時而又加以製止。這說明移民實邊政策之實施雖然勢在必行，但反對移民實邊的逆流已經嚴重阻礙了這項政策的順利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