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間島”問題之真相
光緒二十年（1894年），日本挑起甲午戰爭，以武力強行割斷了中朝之間的宗藩關係，開始逐漸控製朝鮮。到日俄戰爭之後，日本實際上已經吞並了朝鮮，於是利用中朝之間的邊界遺留問題，圖謀進一步侵占中國領土。而在日本實施其陰謀之時，朝鮮扮演了並不光采的角色，它利用中國因戰敗而國際地位一落千丈的機會，依仗日本的勢力，又在中朝邊界問題上製造事端，所謂間島問題，就是由朝鮮首先挑起來的。
間島之名稱由朝鮮首創，其由來如下：“圖們江自茂山以下，沿江多灘地，而以光霽峪前假江之地麵為最大（假江，韓人實呼為斜米，亦猶華人所呼江洲之義），縱十裏，寬一裏，計有地二千餘畝。圖們江正流向經鍾城南岸，灘地連結圖們北岸。光緒七年，韓人於圖們北岸私掘一溝，使江水歧出，此灘地遂介在江中，四圍帶水矣。自放荒後，韓民首先租種，每歲納租銀八百餘兩於越墾局。”（注：吳祿貞撰：《延吉邊務報告》，收於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邊務·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752頁。宋教仁對間島之名的來曆有如下解釋：“間島之地初無名稱，朝鮮人因越墾之故，稱為墾土，原為普通名稱，後乃變為固有名詞，又轉為墾島，又轉為韓島，又轉為間島。”見宋教仁撰：《間島問題》，上海中國國書公司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版，例言。）可見，此地為中國固有領土，原與圖們江北岸連接，朝鮮墾民掘溝之後才介於圖們江中，形成一個小島，朝鮮墾民在上租種中國土地，中國稱之為假江，也叫做江通，並沒有什麼間島的名目。但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韓官李範允行文越墾局，妄指假江之地為間島，謂有田五十餘結，劃在兩江之間，又曰此土介在一江分派之中，始由韓民耕種，遂欲妄相牽混，指為韓領，此間島名稱所由來也”。（注：吳祿貞撰：《延吉邊務報告》，收於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邊務·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752頁。）對李範允的一家之言，中國方麵堅決不予以承認。李範允對此懷恨在心，竟然“煽惑韓民不納中國租賦，不歸地方官吏管轄”，甚至公然“帶兵過江，欲使越墾韓民同時作亂”，結果被中國軍隊擊退。（注：吳祿貞撰：《延吉邊務報告》，收於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邊務·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788頁。據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79輯（財政·地租房租），第802頁，署理吉林將軍富順奏折內稱，在延吉廳所屬和龍峪韓民越墾區內，光緒三十年（1904年）二月，“韓官李範允統率領長金克烈等集眾五六千人，侵犯邊界，占據白金、山溪、上化、崇化、善化、德化等社，大肆焚掠，迨經官兵抵禦，將韓匪驅逐過江”。在此之前，朝鮮早已利用沙俄侵略中國東北的機會，對中國邊境延吉一帶進行侵擾。據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112輯（外交·中朝），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340頁，吉林將軍長順奏折內稱，“中俄開釁時，韓人乘亂越境，擄掠焚燒，並殺斃華民多命”。如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和龍峪“德化社地方突被韓兵圍攻”，“燒毀沿江一帶華房，並將所刈禾麥及存糧悉行搶去”，朝方從此“日肆猖獗，華民被綁受害者不可勝數”。見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112輯（外交·中朝），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340頁；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九月，和龍峪“崇化、善化、德化等社”又遭到“韓兵焚掠”。見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79輯（財政·地租房租），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802頁。）事後，中朝兩國於光緒三十年（1904年）五月訂立《會議中韓邊界善後章程》，認定李範允“屢次滋事”，（注：楊昭全、孫玉梅編：《中朝邊界沿革及界務交涉史料彙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7頁。）朝方必須嚴格加以製止；又規定“古間島即光霽峪假江地，向準鍾城韓民租種，今仍循舊辦理”，（注：楊昭全、孫玉梅編：《中朝邊界沿革及界務交涉史料彙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9—1260頁。）這等於明確了假江地屬於中國。但所謂“古間島”的名稱仍見於章程之中，雖然隻是朝方一麵之詞，但此類易於混淆是非的名詞出現於正式文件之中，又埋下了一定的隱患，以至於後來被日本所利用。
本來，在日俄戰爭以前，日本曾明確承認中朝兩國以鴨綠江及圖們江為界：“日本參謀本部所著《滿洲地誌》，其位置及分界篇雲，滿洲南以鴨綠、圖們二江界於朝鮮。”（注：吳祿貞撰：《延吉邊務報告》，收於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邊務·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747頁。）但在日俄戰爭之後，朝鮮淪為日本的保護國，“日人既羨圖們江北田土之沃饒，長白山森林之豐茂，夾皮溝金礦之美富，且得之可以聯北韓、南滿為一氣”，（注：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邊務·延吉篇），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279頁。）於是把已經解決了的所謂間島問題重新搬了出來，為圖謀奪占圖們江以北的中國領土製造借口。不僅如此，所謂間島原本隻是圖們江中的一個小小灘地，日本卻別有用心地蓄意將其範圍擴大。在日本的鼓噪下，在光緒朝初期中朝勘界時已經澄清了的一係列邊界問題又死灰複燃，作為其控製下的朝鮮對中國提出領土要求之重要“證據”，在大造輿論的同時，日本還公然采取行動，在中國延吉地區設置官廳、派駐軍警，使這一地區麵臨嚴重的危機。
日本假借所謂間島的名義，妄圖分割中國領土，於是在日本所製造的各種輿論中，間島的範圍越來越大，最後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光緒三十年（1904年），日本駐華公使內田康哉在致中國外務部的節略中，指“圖們江間島介在清韓交界”，在與外務部的談話中又表示：“接政府訓條，以中韓交界圖們江，有一間島地方。”（注：吳祿貞撰：《延吉邊務報告》，收於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邊務·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747頁。）可見在最初的時候，日本因襲朝鮮所製造的地理名詞，指中國領土假江為間島，盡管是無中生有，但這時日本官方心目中的間島也僅是彈丸之地而已，並實際上等於承認中朝兩國以圖們江為界。但到日俄戰爭之後，日本人守田利遠在其《滿洲地誌》中，則將間島的範圍擴大，以“海蘭河以南、圖們江以北，寬約二三百裏，長約五六百裏之地為間島”。（注：據吳祿貞《延吉邊務報告》中所載，守田利遠對間島的所謂地理解釋是：“韓人所稱之豆滿江，各地異名。在鍾城、會寧及茂山附近者，稱伊後江或魚潤江，左側支流向西逆溯，支那人謂之布爾哈通河，至蘑姑子，再進至局子街（即延吉廳），為其本流，西南方位之分歧經夾信子溝達黑溝嶺之水源，名駭浪河（即海蘭河），上流南分有一支流，韓人稱曰土門江，該土門江與伊後江同發源於長白山中，至穩城而合流，其間沿二江之流域合成一大區域者，即間島是也。”收於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邊務·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754頁。其解釋無非是將早已澄清了的朝鮮關於圖們江非豆滿江等謬論重新使用，為分割中國領土製造輿論。）日本輿論界並不以此為滿足，竟然又“以圖們江以北、鬆花江以南夾皮溝一帶地方為間島”。（注：據吳祿貞《延吉邊務報告》中所載，夾皮溝一帶有韓氏家族，聲勢顯赫。最初，有山東人韓效忠於鹹豐年間糾集淘金流民，組織自治團體，並擁有武裝，人稱之為“韓邊外”。光緒年間，韓效忠接受清政府之招撫。韓效忠死後，其孫韓登舉繼承其位，受吉林府管轄，並且多次接受清政府所授予的官職。日本輿論界以韓氏家族稍有自治之名，竟然牽強附會，指其為與清廷分庭抗禮的所謂獨立國，並將間島名目擴大到夾皮溝地區。而夾皮溝距圖們江北岸有八百餘裏，日本輿論界指其為間島，實屬風馬牛不相及。收於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邊務·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755頁。）針對日本方麵所描述的間島範圍不斷擴大之現象，吳祿貞曾予以嚴正駁斥，指出這是“以圖們江中之洲而欲拓至圖們江北岸之大陸，以區區二千餘畝之灘地而欲混有中國數千方裏之版圖，則間島位置真如太空遊星，毫無定位”。（注：吳祿貞撰：《延吉邊務報告》，收於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邊務·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755—756頁。）
日本為達到分割中國領土之目的，在大造輿論、各種間島之說層出不窮之後，開始采取行動。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日本代理公使阿部守太郎“照會中國外務部，聲明間島究屬何國領土，久未解決，朝鮮統監擬即派員前往保護韓民”。（注：王芸生著：《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見楊昭全、孫玉梅編：《中朝邊界沿革及界務交涉史料彙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704頁。）在日本發出照會的同時，朝鮮統監伊藤博文立即派陸軍中佐齋藤季治郎率領軍隊侵入圖們江北岸，“駐紮延吉（注：自從朝鮮人越墾以來，清政府一直以敦化縣和琿春副都統管理朝鮮墾民。以後朝鮮墾民越來越多，為就近管理，清政府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設延吉直隸廳，管轄朝鮮墾民及當地滿漢人民，琿春副都統雖已有名無實，但直到宣統元年（1909年）才被裁撤，同時升延吉廳為延吉府。可參見孫運來、沙允中主編：《吉林省邊疆民族地區穩定和發展的主要問題與對策》，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53頁。）所屬之六道溝”，又陸續由圖們江南岸調兵，“一切舉動大有強據延吉一帶，視為韓國土地之勢”。（注：台北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宮中檔光緒朝奏折》第24輯，台北故宮博物院1975年印行，第757頁；徐世昌撰：《退耕堂政書》（第10卷·奏議），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23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總547—548頁。）齋藤一夥侵入延吉之後，很快在龍井村非法設立所謂統監府派出所，（注：王芸生著：《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見楊昭全、孫玉梅編：《中朝邊界沿革及界務交涉史料彙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705頁。）並先後在局子街、頭道溝等處設立了十四個“憲兵分遣所，附以韓國警察”。（注：王芸生著：《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見楊昭全、孫玉梅編：《中朝邊界沿革及界務交涉史料彙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706頁。）第二年，日本進一步擴大侵略事態，“增憲兵千名，設間島憲兵司令官一員，以大佐充之，總管韓民民事刑事”；且於“凡屬韓民村落，均派憲兵常川駐紮，實行壓製，並監督韓民勿令服我法權”；此外，日本還在“敦化之二道江各洞，琿春之東溝，黑頂子並百草溝一帶，均派憲兵前往，設立分派所”。為了長久霸占這些地區，日本又準備“移民前往所稱為間島區域內之荒地，彼將以絕大資本，遷移韓民前來開墾”。（注：《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見楊昭全、孫玉梅編：《中朝邊界沿革及界務交涉史料彙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01頁。）中國延吉地區危機四伏，處於有可能與祖國分離的極端危急的狀態之中。
日本以保護朝鮮墾民為借口，公然出兵侵犯中國領土，並非法設立軍政機關，這不能不引起清政府的強烈反應。清政府認為，日本“詭言疆界未定，無端越境，侵我主權，陽借保護韓民之名，陰為占領土地之計”，（注：徐世昌撰：《退耕堂政書》（第19卷·奏議），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23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總1016頁。）如果不立刻予以製止，其後果將不堪設想，於是要求日本撤退軍警、取消派出所及分遣所。但日本拒不撤軍，並在致中國政府的照會中無理狡辯，為其侵略行徑尋找所謂理由。在日本所羅列的各種理由之中，除了重複以前朝鮮李氏王朝關於中朝邊界的各種謬論之外，還企圖以偽造曆史事實的手段來證明所謂間島之說的正確，其中荒誕不經之詞不一而足。（注：日本的所謂曆史依據是：“韓國李朝發祥於慶源對岸地方，為曆史上之事實。雖屆後次第南下，其江北一帶之地曾入李氏版圖明矣。清朝之興，實有征服女真部落、擴充領土之舉，然不得以征服瓦爾喀、虎爾喀等部落一事，即為豆滿江（按：實際上是圖們江）以北亦歸其有。且是時征服瓦爾喀之目的，不外乎收其人民，移之興京地方，至其地土置之不顧。以上事實載在太宗實錄及韓國史乘，記錄甚為明詳。蓋當時征服，一以統治人民為旨，不在乎占據領土也。中國政府所稱豆滿江北岸盡入版圖一節，固不足信。”這是日本在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十二月致中國照會中，否認圖們江以北為中國領土的所謂曆史根據。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邊務·延吉篇），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400頁。）為了澄清事實，中國外務部於宣統元年（1909年）二月，以吳祿貞與周維楨共同起草的長篇節略反駁日本炮製的種種偽證，以確鑿的地理情況、真實的曆史沿革以及光緒年間中朝界務交涉的事實為依據，極為有力地證明了延吉地區是無可爭議的中國固有領土。（注：節略對日本關於圖們江北岸非中國領土的所謂曆史根據之反駁如下：“考朝鮮各種史誌，李朝祖先原起於高麗之全州。至李穆祖降元，為南京五千戶所達魯花赤，又遷幹東，其子翼祖終定居於鹹興郡，後嗣世居之，為元臣不變。桓祖叛元，始複為高麗臣，至太祖乃篡高麗得國。綜其顛末，惟穆宗暫居幹東，實今俄領波些圖地，與今日延吉廳之地實風馬牛不相及。且此時圖們江北及琿春等處，考之曆史，皆為元代領土（見元史）。至明太祖封李成桂為朝鮮王，始建六鎮守之，劃江為界（見朝鮮東國文獻備考等書）。來照謂圖們江北之地曾入李氏版圖，實屬全無根據之詞。至國朝始祖建國於長白山東之鄂多哩城，即今之敦化縣，西距延吉廳僅二百餘裏。而肇祖又曾任明代建州衛都督之職（明代東迄建州衛，證之史誌，實由今盛京之興京、綏芬，南至圖們江北之地），其後始遷興京。考諸中國載籍及日人所著各種滿洲地誌，極為詳備，無庸瑣述，則圖們江北之地為國朝領土之傳來取得也無疑。至國朝征服瓦爾喀、虎爾喀等部，實在今琿春以東及烏蘇裏河流域之地，實皆獨立之部落。國朝用兵征服，實合於甲國強製合並乙國之例，則圖們江北之盡入我版圖，尚何疑義？來照無可置辯，但謂當時征服以統治人民為主，不在占據領土，全係臆測之言，殆不足辯。”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邊務·延吉篇），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430—431頁。）吳祿貞與周維楨所起草的長篇節略有理有據，“在曆史及學術上均有重大價值，對當時之交涉，尤為有力”。（注：王芸生著：《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見楊昭全、孫玉梅編：《中朝邊界沿革及界務交涉史料彙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721頁。）鐵證如山，日本已經無法再肆意狡辯，隻得承認圖們江以北是中國領土。所謂間島謬論，至此徹底被澄清。
宣統元年（1909年）七月，中日兩國簽訂《圖們江中韓界務條款》。其中第一款規定“以圖們江為中、韓兩國國界，其江源地方自定界碑起至石乙水為界”，（注：楊昭全、孫玉梅編：《中朝邊界沿革及界務交涉史料彙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0頁。）此項規定解決了中朝兩國之間關於圖們江江源問題的長期爭議。（注：徐曦認為：中朝以圖們江源自定界碑至石乙水為國界，雖然不是“根據紅丹水之正源之老界，而退依分源之石乙”，中國仍作了讓步，但“尚是溯流未忘其源”。見徐曦著：《東三省紀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