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裏木盟蒙地幅員遼闊，地廣人稀，俄、日侵略勢力在此蠢蠢欲動，移民實邊成為當務之急。甲午戰爭以後，特別是在清政府統治的最後幾年，伴隨著東北地區移民實邊政策的不斷深化，蒙地之開發也得到了很大的進展。
一、奉天蒙地的開發
在甲午戰爭之前，盛京將軍所管轄的哲裏木盟科爾沁六旗的部分蒙地已經得到開發。戰爭之後，這種開發的趨勢越來約明顯。
（一）科爾沁右翼前旗
科爾沁右翼前旗即劄薩克圖郡王旗，坐落於“洮兒河南北兩岸，東西延長，為奉省北鄙屏障”。（注：王樹楠、吳廷燮、金毓黻等編撰，東北文史叢書編輯委員會點校出版：《奉天通誌》第108卷，沈陽古舊書店1983年新1版，總2400頁。）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經盛京將軍增祺奏請，清政府允許將該旗荒地開放。增祺奉旨後於七月派“副都統銜總管依桑阿、試用知府張心田為蒙荒行局總辦”，另外又在“省城設立蒙荒總局”，開始辦理放荒事宜。（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511頁。）經過勘查，該旗“應放地段南北約長四五百裏，東西寬或百裏或七八十裏不等”。其荒地按照肥瘠程度分為三等，“每下等實荒一晌”征收荒價“庫平銀一兩四錢，中等每晌加收銀四錢，上等每晌加收銀八錢”。原規定丈放蒙荒，“每晌收價銀一兩四錢，以一半歸國家”，另一半歸蒙旗，現“中等、上等加收之四錢、八錢地價”也全部歸蒙旗所有。除荒價外，每晌還征收“庫平一五經費，以作辦公之需”。（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115輯（民族·蒙古族），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207頁。）到光緒三十年（1905年）九月底，共“放地六十二萬五千餘晌，計六百二十五萬餘畝，城基一百二十五萬餘丈方”，並“統共收過庫平銀八十萬六千餘兩，經費庫平銀一十二萬餘兩”。（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737頁。）增祺對此頗為滿意，指出劄薩克圖郡王旗自從放荒設治（注：在放荒的同時，光緒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在科爾沁右翼前旗地設洮南府，並同時設開通縣及靖安縣，均隸屬於洮南府。見徐曦著：《東三省紀略》，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四年（1915年）版，第56—58頁。洮南府今為吉林省洮南市，靖安縣今為吉林省白城市，開通縣今為吉林省通榆縣。）以來，“商販轂接於途，省城一帶避難人民繈負而往就食者，亦複絡繹不絕，似此商民輳集，風氣日開，不獨一旗之繁富可期，而他旗並可推行盡利”，在外患嚴重的形勢下，招民開墾蒙地可以“實邊圉，正所以固藩封，厚民生，亦所以謀利用，故古之言邊計者，大率以實廣虛勸農為務，泰西經營遠略，則莫不首重辟地殖民富強之圖”，指明了開發蒙地對鞏固邊疆的重要意義。（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738頁。）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盛京將軍趙爾巽指出劄薩克圖郡王旗與新設洮南府、靖安縣毗連之處尚有前次未放荒地，鑒於“固圉實邊”為“當務之急”，奏請繼續丈放。（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827頁。）十一月，趙爾巽再次奏請續放劄薩克圖郡王旗剩餘荒地，以“期於辟地殖民、實邊固圉之道均有裨益”。（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869頁。）從當年三月設局丈放，“越一歲報竣，續放荒地八萬九千餘日（注：日即晌，奉天每日合六畝。），鎮基地十四萬零六百餘方丈，共收地價銀一十八萬二千餘兩，仍分隸洮南府各屬管理經征”。（注：王樹楠、吳廷燮、金毓黻等編撰，東北文史叢書編輯委員會點校出版：《奉天通誌》第108卷，沈陽古舊書店1983年新1版，總2401頁。）
蒙古王公大多生活奢侈、揮霍無度，以致於財政緊張、負債累累，甚至有向俄國舉債，釀成巨大的交涉事件發生。劄薩克圖郡王烏泰在這方麵表現得最為典型。光緒三十年（1904年），烏泰私自“向俄國道勝銀行先後借盧布二十萬，以四年為限”，三十二年（1906年）又向中東鐵路公司“借盧布九萬，以一年為限”，（注：台北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宮中檔光緒朝奏折》第25輯，台北故宮博物院1975年印行，第778頁；朱啟鈐編：《東三省蒙務公牘彙編》第3卷，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34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總260頁。）均約定“以全旗路礦、牲畜作抵”。（注：台北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宮中檔光緒朝奏折》第25輯，台北故宮博物院1975年印行，第779—780頁；朱啟鈐編：《東三省蒙務公牘彙編》第3卷，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34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總262頁。）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借款期滿，俄國開始索債，借口烏泰不能按時償還，揚言要“派兵至王府查封產業”，並聲稱要“照會三省總督，幫同究辦”，顯然有意將蒙古王公私借外債之案擴大為中、俄兩國之間的交涉，企圖以此行其侵略之道。徐世昌見事關國家主權，俄國“按約索抵，後患何堪設想”，於是建議清政府將烏泰所借俄債“由國家代為歸還”，以挫敗俄國陰謀，達到“撫綏藩服、固圉實邊”之目的。（注：台北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宮中檔光緒朝奏折》第25輯，台北故宮博物院1975年印行，第779—780頁；朱啟鈐編：《東三省蒙務公牘彙編》第3卷，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34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總262—263頁。）清政府遂決定代烏泰償還俄債，代償之債款由烏泰繼續出放劄薩克圖郡王旗荒地所得荒價及曆年所得地租償還。此次共出放烏泰原來自留上等荒地“約六千六百一十五晌，山荒約五百四十晌”，此外有“街基約一千五百丈”。（注：朱啟鈐編：《東三省蒙務公牘彙編》第3卷，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34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總319頁。）烏泰身為蒙古王公，不顧國家利益，竟然將蒙旗路礦等國家資源視為私有，擅自以此作為抵押，舉借外債，如果不是徐世昌等人果斷予以處理，後果難以預料。奉天行省公署為此對烏泰嚴詞申斥：“路礦附於土地，關係國家疆理，該郡王管領一旗，不過分封遊牧，何得以國家托付之重、全旗公共之產，私議借債，輕以許人？”（注：朱啟鈐編：《東三省蒙務公牘彙編》第3卷，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34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總269—270頁。）這一指責是恰如其分的。
烏泰借款案發後，東北地方當局希望借處理此案之機會，對蒙旗進行徹底整頓，加大移民設治的力度。徐世昌事後認為，烏泰借款案說明了蒙旗問題的嚴重程度，“劄薩克圖地方分隸洮南府靖安、開通兩縣，草萊初辟，蒙漢雜居，地方官治權既多不完，辦事又格於舊例，於是奸民欺弄蒙民，蒙戶仇視墾戶，耕鑿不相侔，守望不相助，此移民拓殖之功不能暢行於蒙地”，而推原其故，在於“蒙旗對於地方官，顯分界限”，地方官權責不重，國家自然對蒙古王公缺乏有效的監督與管理，使蒙古王公可以為所欲為，應對之策應是“擴充地方官治權，化除畛域”，而“放荒招墾、清丈征收，舉凡民政所關，蒙旗無從自理，必須地方官實行整飭，於蒙務始有裨益”。（注：台北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宮中檔光緒朝奏折》第26輯，台北故宮博物院1975年印行，第635頁。）繼任東三省總督錫良也有相同的想法，於宣統元年（1909年）年底指出，“奉省前放劄薩克圖王旗蒙荒案內，剩有坐落靖安縣未放沙堿餘荒一萬九千三百七十餘晌”，扣除確實不能墾種者，“有實荒二千九百餘晌”，因其土質貧瘠，“僅放出荒地一千三百餘晌，尚有實荒一千六百餘晌，無人承領”，如果仍然“照章收價，仍恐日久無人領墾，不特棄利於地，抑且居民寥落，難期生聚，於實邊之道亦有未宜”，奏請“援照黑龍江省奏準成案，免價招墾”，此地招墾“如果辦有成效，將來奉省未放蒙荒，凡招放不易、無人價領者，並請援照辦理，以免日久曠廢”，從而收到“殖民實邊、振興地利”之目的。（注：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編：《錫良遺稿·奏稿》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062—1063頁。）錫良從招民實邊的角度出發，提出不應計較荒價收入，這對於招徠墾民、開發蒙荒是有意義的。截至宣統二年（1910年），科爾沁右翼前旗蒙地“開放者約十分之八”。（注：北京政治官報局印行：《政治官報》第840號，宣統二年正月二十三日，理藩部調查表：《續理藩部谘送奉撫複查哲裏木盟十旗各項事宜表》，第21頁。）
（二）科爾沁右翼中旗
科爾沁右翼中旗即圖什業圖親王旗，“坐落西北邊界，東與劄薩克圖郡王旗地段毗連”。（注：王樹楠、吳廷燮、金毓黻等編撰，東北文史叢書編輯委員會點校出版：《奉天通誌》第108卷，沈陽古舊書店1983年新1版，總2401頁。）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年底，趙爾巽在奏折中指出，“奉天蒙荒除已放各旗外，未放之地以科爾沁右翼圖什業圖旗為最巨”，其東界閑荒“計得毛荒六十四萬八千晌，現議富強蒙部，自必以放荒為先”，奏請將其丈放。（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797—798頁。）翌年正月，他再次指出，“內外蒙古延袤數千餘裏，臣服二百餘年，實為邊陲屏蔽，惟以地居瘠苦，民習愚頑，逼近強鄰，勢取利誘，誠屬岌岌可危”，（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811頁。）因此對於蒙旗而言，“實邊固圉、利用厚生，以出放蒙荒為上策”，圖什業圖旗“地方荒僻，亟應遴員丈放，以實邊徼”。（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811—812頁。）到第二年，“共丈荒地一萬三千一百餘方，已收地價銀二十萬兩有奇”。宣統元年，在放荒招民的基礎上，“設醴泉縣（注：宣統元年（1909年），清政府在科爾沁右翼中旗地設醴泉縣，隸屬於洮南府。民國初年因縣名與陝西省重複，改名為突泉縣。見徐曦著：《東三省紀略》，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四年（1915年）版，第59—60頁。今屬內蒙古自治區。）管理經征”。截至宣統二年（1910年），科爾沁右翼中旗蒙地“開放者約十分之三”。（注：北京政治官報局印行：《政治官報》第842號，宣統二年正月二十五日，理藩部調查表：《續理藩部谘送奉撫複查哲裏木盟十旗各項事宜表》，第15頁。）
（三）科爾沁右翼後旗
科爾沁右翼後旗即劄薩克鎮國公旗，與劄薩克圖郡王旗毗連，“同為奉省北部屏蔽”。光緒三十年（1904年）五月，增祺指出，“近來各蒙旗牧政日衰，鹹知耕種有益，往往私招民墾，並無一定章程，迨至民人麇集，私相展拓，需索不遂，又欲施以驅逐，而佃戶安土重遷，動輒聚眾滋事，比年訟案層見疊出，辦理甚為棘手，誠不若由官丈放，不特墾戶升科納賦，視為恒產之依，而蒙旗得收地價歲租，尤獲無窮之利，況設官建治，則保障堪資”，劄薩克鎮國公拉什敏珠爾“以時勢艱難，願將該旗南段荒地由官派員丈放，收價招墾，實屬深明大義，與甘受困蔽、故步自封者迥不相同”，因此奏請將劄薩克鎮國公旗洮兒河以南荒地招民開墾。（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667頁。）從光緒三十年（1904年）七月開辦墾務，到三十一年（1905年）十一月為止，洮兒河以南荒地已丈放完畢，“共放地二十四萬一千四百五十八晌七畝，城鎮基地一百十五萬四千五百二十丈方”，征收正價庫平銀約三十二萬七千零三十七兩，城鎮基價庫平銀五萬七千七百二十六兩，經費庫平銀約五萬七千七百一十四兩。（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809頁。）在放荒的基礎上，設立安廣縣，（注：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設置，縣治土名解家窩堡，在洮兒河之南，隸屬於洮南府。見徐曦著：《東三省紀略》，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四年（1915年）版，第59頁。今為吉林省大安市西南。）以期“日後邊圉可實，藩封可固”。（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810頁。）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五月，徐世昌繼洮兒河以南放荒後，奏請將劄薩克鎮國公旗洮兒河以北荒地丈放，指出“殖民辟地、固圉實邊，均為當務之急，該公旗洮兒河北荒地密邇洮南府治，地土平衍，允稱沃壤”，現應“援照洮兒河南荒段一體開放”，及時“勘丈招墾，以辟地利而固藩籬”。（注：台北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宮中檔光緒朝奏折》第25輯，台北故宮博物院1975年印行，第715頁；朱啟鈐編：《東三省蒙務公牘彙編》第2卷，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34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總103—104頁。）當年放荒約四千八百方裏。（注：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蒙務·蒙旗篇），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1603頁。）宣統元年（1909年），又“開放哈沙圖阿勒克坦埒、蘇特依驛站以南荒地，已放者四萬零七百餘晌，新放者八千餘方裏，全旗約開放十分之六”（注：北京政治官報局印行：《政治官報》第841號，宣統二年正月二十四日，理藩部調查表：《續理藩部谘送奉撫複查哲裏木盟十旗各項事宜表》，第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