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郭爾羅斯後旗
郭爾羅斯後旗與杜爾伯特旗一樣，中東鐵路貫穿其中。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鐵路兩旁荒地開始丈放。到三十四年（1908年）經過清理之後，共丈放“毛荒二十九萬零五晌七畝三分，前後共收押租、經費銀四十八萬八千二百六十二兩餘”。（注：萬福麟監修，張伯英總纂，崔重慶等整理：《黑龍江誌稿》上冊，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99頁。）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三月，鐵路以西荒地開始出放，到同年八月，“計放毛荒十五萬二千八百六十六晌二畝，共收押租銀二十二萬餘兩、經費銀三萬三千餘兩，並踩留城基一處，以為異日添官設署之用”。（注：萬福麟監修，張伯英總纂，崔重慶等整理：《黑龍江誌稿》上冊，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89頁。）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程德全奏請開墾郭爾羅斯後旗沿嫩江一帶荒地，指出郭爾羅斯後旗“西南直抵嫩江，延袤四百餘裏，為商船必由之路”，近年因“哈爾濱開通商埠，俄人輪船往來駛行內江，幾於反客為主”，因此及時開墾此地區“迫不容緩”。（注：萬福麟監修，張伯英總纂，崔重慶等整理：《黑龍江誌稿》上冊，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94頁。）當年七月，“郭爾羅斯後旗沿江一帶荒務”開辦，“啟用辦理郭爾羅斯後旗沿江荒務兼商埠事宜之關防”。（注：黑龍江省檔案館編：《黑龍江曆史大事記（1900—1911）》，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4頁。）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夏，共丈放毛荒十三萬零一百七十九晌多，收銀四十六萬餘兩。（注：萬福麟監修，張伯英總纂，崔重慶等整理：《黑龍江誌稿》上冊，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95頁；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蒙務·籌蒙篇），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1835頁。）另外，郭爾羅斯後旗西北段之大片堿地餘荒，到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也基本放竣，計丈放“北段毛荒四萬四千九百晌”，南段則“丈放毛荒一萬四千五百八十晌”。（注：萬福麟監修張伯英總纂崔重慶等整理：《黑龍江誌稿》上冊，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99頁。）
在出放中東鐵路附近荒地後，為加強對這一地區的控製、防止俄國擴張利權，清政府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在此地設立了肇州直隸廳。（注：徐曦著：《東三省紀略》，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四年（1915年）版，第82頁。今為黑龍江省肇源縣。）截止到宣統二年（1910年），郭爾羅斯後旗放荒“共計六十三萬二千五百四十餘晌，全旗約開放十分之五”。（注：北京政治官報局印行：《政治官報》第844號，宣統二年正月二十七日，理藩部調查表：《續理藩部谘送奉撫複查哲裏木盟十旗各項事宜表》，第17頁。）
（四）依克明安公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依克明安公巴勒濟呢瑪見“劄賚特等蒙荒地將次放竣”，情願將其所屬荒地除“酌留牧場外，其餘均願招民開墾，以辟利源”。（注：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蒙務·蒙旗篇），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1615頁。）到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共丈毛荒四十五萬六千七百五十四晌八畝八分，內除劃留該旗生計地十萬零六千七百四十二晌二畝，淨剩毛荒三十五萬零十二晌六畝八分”。（注：萬福麟監修，張伯英總纂，崔重慶等整理：《黑龍江誌稿》上冊，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97頁。）當年六月，“續放依克明安公荒段毛荒九萬一千三百五十晌”。（注：黑龍江省檔案館編：《黑龍江曆史大事記（1900—1911）》，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8—129頁。）
綜上所述，甲午戰爭以後，清政府頗為重視對蒙旗的開發，在蒙地實行全麵的招民墾荒、行政設治之政策，這既與當時蒙旗所呈現出來的危機有關，同時也與大小官員的不斷呼籲是密不可分的。如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年底，黑龍江將軍恩澤在奏折中奏請開放黑龍江所屬蒙旗荒地，就對黑龍江蒙地以前所未有之規模開發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十一月，程德全亦奏請將蒙旗全部開放，以製止俄國與日本的侵略陰謀。他指出“比年以來”，俄國與日本對“我蒙古各旗無不派人遊曆，多方誘諂”，其野心已昭然若揭，如果對於蒙旗仍然“因循廢置，不急設法經營，俄人誘脅多端，則江省聲息頓隔，吉林亦孤立東隅，不啻在人掌握中，奉天地居濱海，其勢均難與爭，而長城以北必為掣動，京師將有拊背之患”，局勢如此危急，應對之策是“惟有將各蒙荒地及時一律開放，庶足收補牢之效”，並且在開發蒙地時宜以“不規近利，廣招人民為要，但期領戶踴躍，使各蒙屯堡相望，毫無隔閡，設官置戍，鎮懾其間，自可堅藩部之依附，杜外人之覬覦”，（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115輯（民族·蒙古族），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356—357頁。）非常明確地指出了招民充實蒙疆以抵製外患的策略。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徐世昌在奏折中也認為：“今欲經營蒙地，使之成部落、謀生聚，為三省之聲援，必以殖民為入手，而殖民尤以墾荒為始基。”（注：台北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宮中檔光緒朝奏折》第24輯，台北故宮博物院1975年印行，第738頁；吉林省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曆史所編：《清代吉林檔案史料選編·上諭奏折》，1981年內部發行，第193頁。）針對蒙荒放墾中所存在的隻重收取荒價而不注重開墾效果等種種弊端，徐世昌強調：“墾務之宗旨在殖民固邊，而不在於籌款。經營之始，視人民所集設局以督理之，繪其山川，區其道路，編其戶民，施建築以安其居，給籽種以謀其業，聯守望以衛身產，設公司以通有無，每距數十裏輒築廬浚井，以便行旅，蒙民一律相待，俾可自存。”（注：台北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宮中檔光緒朝奏折》第24輯，台北故宮博物院1975年印行，第739頁；吉林省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曆史所編：《清代吉林檔案史料選編·上諭奏折》，1981年內部發行，第194頁。）徐世昌同時指出了俄國與日本對蒙地的野心，以說明蒙地移民實邊的緊迫性，“蒙性愚魯，土廣人稀，俄民越墾從而煽誘，近來日本亦多以遊曆為名從事測繪，山川險夷、礦產顯伏，莫不周知”，如此“不數年間必將殖其人民，恢其權利，若不及時籌劃，早爭先著，則蒙民被其煽惑，土地漸成租借，根據既定，我將無所藉手，此開墾蒙荒為今日籌邊殖民之至計而不可稍緩者也”。曹廷傑一向是移民實邊思想的大力倡導者，在東北地區局勢越來越危急的時刻，就蒙地的鞏固問題，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發表看法，認為蒙地以“遊牧為主，不事耕鑿，強鄰逼處，時思侵占，若安常不變，斷非善策，擬請諭令內蒙古各王公，仿長春、農安之法，放荒以養民，收租以練兵，添設府廳州縣，以資治理”。（注：《上榮中堂密稟》，見叢佩遠、趙鳴岐編：《曹廷傑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448頁。台北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宮中檔光緒朝奏折》第26輯，台北故宮博物院1975年印行，第28頁；朱啟鈐編：《東三省蒙務公牘彙編》第1卷，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34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總23頁。）
在官員不斷呼籲移民以開發蒙地之主張的影響下，清政府在經營蒙旗的過程中，設立了專門機構進行管理。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徐世昌等以“哲裏木盟蒙旗為東省之要衝，值他族之逼處，關係至為重要”，因此奏請以朱啟鈐“為蒙務局督辦”，（注：台北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宮中檔光緒朝奏折》第26輯，台北故宮博物院1975年印行，第28頁；朱啟鈐編：《東三省蒙務公牘彙編》第1卷，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34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總23頁。）負責管理蒙旗事宜。此外，關於如何開發蒙旗，官員也提出了一些建議。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徐世昌等提出在開墾蒙荒時，應將“大農地分割為小農地，先擇新荒一段，招致小農，計口授地，凡土質藝事悉教導之，牛犁籽種、土木工築，均以官力維持，標準既立，推行自易”。（注：台北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宮中檔光緒朝奏折》第26輯，台北故宮博物院1975年印行，第29頁；朱啟鈐編：《東三省蒙務公牘彙編》第1卷，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34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總25頁。）法部尚書戴鴻慈也提出過與徐世昌等人相類似的建議。宣統元年（1909年），戴鴻慈“奉命使俄，道經東三省地方，目擊日俄兩國之經營，其殖民拓地之謀，實有思深慮遠者。自奉天迤北以迄長春，則為南滿路線，其間民居商店，多半日人，有實逼處此之嫌；自長春以迄滿洲裏，則為東清路線，隱若俄人勢力範圍”。（注：佚名輯：《宣統政紀》第18卷，宣統元年七月，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18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總329—330頁。）為了應對這種危局，戴鴻慈視移民實邊為補救之策，並就如何在蒙地推行此策提出了具體措施，指出對於蒙旗，“宜取泰西小農地、大農地之法，變通而並行之。何言小農地？就本地蒙民，編列戶籍，願為農者，計口授地，貸給籽種資糧，寬免賦稅徭役，變榛莽之區而為沃饒之壤，數年之間，成效可覘。此變通小農地之說也。何言大農地？直省大資本家鳩集股本，組織移民開墾公司，劃給大段生荒，徙民往墾，官任保護，明示十年之後始議升科，辦有成效，由督撫奏請破格獎勵。如是則遷民日眾、墾地日多，此變通大農地之說也。由前之說，足以裕蒙，由後之說，足以實邊。是在審地勢，察蒙情，區劃疆裏，明立定章，庶墾務可收實效。”（注：佚名輯：《宣統政紀》第18卷，宣統元年七月，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18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總330頁。）他還認為：“內外蒙疆，除業已開放外，其未經墾辟者，當不下數千餘裏，土壤膏腴、可耕之地十之六七。其土質較遜者，亦可區劃為森林或畜牧之用。若果辦理得人，實事求是，立疆圉富強之本，即以杜鄰邦窺伺之謀，國計邊防，所關非細。”（注：佚名輯：《宣統政紀》第18卷，宣統元年七月，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18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總331頁。）戴鴻慈之建議受到清政府的重視，曾將其下發度支部、郵傳部及東三省督撫予以討論。
總之，在清末東北地區外患日深的情況下，內蒙古哲裏木盟十旗也麵臨嚴重的邊疆危機。各級官員目睹時艱，積極地呼籲移民開發蒙地，以改變蒙地荒涼空虛的麵貌，並鞏固邊圉。清政府有鑒於此，也順應形勢，掀起了大規模開發蒙地的高潮，並在招民放荒的基礎上廣建州縣，完善行政管理，加強對蒙旗的控製。這些措施對蒙地的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有著重要的意義，因此，蒙地的開發與東三省其他地區的開發一起，構成了清末東北移民實邊政策實施之重要內容。
§§第四章 清末東北移民實邊政策的總體評價
清末東北移民實邊之政策由邊患而引起。移民實邊政策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實施，隨著邊患的不斷加劇，其實施之程度也逐漸深化。本章將就清政府移民實邊政策的積極意義及其局限性進行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