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東北移民實邊政策之意義如上所述。這一政策在實施過程中取得成效的同時，也出現了較多的問題與不足，現簡要分述於後。
一、旗漢不能一視同仁
清廷對東北地區實行封禁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於考慮旗人的生計問題。其封禁政策嚴重限製了東北地區的有效開發，從而引發了邊患，這一教訓是極為深刻的。在被迫實施移民實邊政策的初期階段，清政府雖然開始招民墾荒，但僅是局部開禁而已，在黑龍江尤為如此，呼蘭旗屯就是典型事例，這說明清政府對漢族墾民仍然有歧視的心理。甚至在甲午戰爭之後，清政府迫於外患日深、東北地區幾不可保的嚴峻形勢，而將移民實邊政策的實施逐漸推向高潮時，仍然還是執行旗人優先的方針：肥田沃土首先要留給旗人，寒荒之區、貧瘠之地才能成為漢族墾民的“首選”。在放荒的過程中，旗人所享受的優惠政策和待遇是漢族墾民無法企及的。如黑龍江全麵開禁之後，通肯等處原來所實行的“旗招民佃”的墾荒方案因無法實行而變通為改招民墾時，清政府還是忘不了通過對漢族墾民所交荒價的搜刮，專門“為旗丁籌出款項五十餘萬兩”；而東西布特哈在放荒時，則“酌提二成荒價”，作為“津貼官兵之需”，以剝削墾民之所得來補貼旗人之所需；齊齊哈爾“省城附郭荒地，凡旗丁已墾之地”，無須另交荒價，“撥給永遠為業”，而所剩“餘荒並減價，先盡旗丁承領”。（注：台北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宮中檔光緒朝奏折》第25輯，台北故宮博物院1975年印行，第376頁。）如此事例，不勝枚舉。
不僅如此，在全麵招民實邊政策實行之後，還是有人加以阻撓，“以旗丁生計為詞，群相熒惑”。徐世昌對此予以痛斥，他首先以曆史上的慘痛教訓提醒這些不識時務者，指出“興利殖產，移民為急，有土無人，則雖得沃壤，無異石田，國初以來，東三省辦法專以保守蓄藏為至計，森林礦產封閉綦嚴，內地人民移居有禁”，正是這種愚蠢至極的封禁政策，才導致國土淪喪、邊疆危機開始出現。徐世昌接著又指出，現在“三省危局已如幕巢，外力侵入，日新月異，雖欲斤斤自守，恐不旋踵而將無容足之區。狃目前之小利，忘將來之大患，為計已愚。且國家撫有中夏，垂三百年，同為臣民，有何畛域？乃人方合力以謀，我猶自區為兩界，以萬裏地寶委諸他人。譬諸大盜入室，而子弟猶複分門別戶，各顧其私，事之可痛，孰甚於此？此等積習三省皆所不免，而黑龍江為尤甚。官虞失權、兵虞失利，雷同附和、並為一談。實則三省製兵久與編民無異，何如豁除界限，一視同仁，不立旗漢之名？”（注：徐世昌撰：《退耕堂政書》（第7卷·奏議），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23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總365—366頁。）由於滿洲貴族掌握政權的特殊性，對旗人與漢人不能做到一視同仁，始終是清末移民實邊政策實施過程中的一大弊病，這無疑會影響到這項政策的貫徹執行。
二、具體招民措施不能落實
在東北放荒招民的過程中，奉天由於靠近關裏，招致墾民一般沒有問題；吉林與黑龍江的腹地，各方麵之條件與奉天差別不大，因此招徠墾民也不十分困難。但吉林與黑龍江特別是黑龍江的沿邊地帶由於氣候酷寒、過於偏遠以及交通不便等諸多因素的存在，貧民即使為謀生急於獲得土地，也因為以上原因而望而卻步，這就需要官方通過優惠政策而加以引導。客觀而言，東北地方官員確實在這方麵有所考慮，製定了一些吸引墾民赴沿邊地帶墾荒實邊的具體措施，《黑龍江沿邊招民墾荒章程》就是一個鮮明的事例。其實，在此章程正式出台之前，其中所規定的某些優惠政策如減免路費等具體措施早已提出。徐世昌曾指出：“實邊大計，無過遷民，夫人知之矣。乃曆年既久，卒不聞有建一議、決一策，招徠多數人民以實行墾辟者，無他，則以路費不貲故也。”徐世昌把招民無方歸結為“路費不貲”，盡管有些言過其實，因其中因素複雜，不是路費負擔一項所能夠解釋的，但這確實是重要原因之一，因為黑龍江“距內地數千裏，即以赴江人民宜於直、豫、皖、鄂、山東而論，其水陸程費微特民力未逮，即由官家設法撥給，而江省財力萬窘，非謀節費之法，則辦理終無實際”，而“寬免輪路各費以利遄行”，正是解決這一難題的方法之一。（注：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財政·附黑龍江省墾務），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5121頁。）為此，徐世昌與程德全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十一月，奏請清政府對於移民減免路費。他們指出，黑龍江省“放荒雖多，墾荒仍少”，招徠墾民不力，“非移近省之民以實邊圉，則地利未由大興，非謀節費之法以通道途，則辦理仍無實濟”，而“內地各省近日輪路四通，京漢一路已與京奉軌線相銜接，而海上航路由煙台而達營口，取道尤便，計赴江人民以直、豫、皖、鄂及山東數省為宜，是由漢至奉火車及由東赴營商船，皆為赴江要路”，由於“輪路川資所需過巨，若由官籌給，江省財力萬窘，實難措此巨資，且移民墾荒，下利於邊即上利於國”，並非黑龍江一省之事，因此希望由中央指令郵傳部，將赴黑龍江墾荒移民之“路價、輪船費，概行豁免以利遄行，實於邊省殖民要政大有裨益”。（注：北京政治官報局印行：《政治官報》第53號，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折奏類：《東三省總督徐世昌等奏籌備遷民實邊請免輪路川費折》，第9頁；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財政·附黑龍江省墾務），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5123—5124頁。）
清政府命郵傳部就此事議奏。郵傳部的回答是：“移民實塞洵屬目前急切之圖。惟京奉、京漢各路均係國家借款興修，指路作抵，專恃行車進款以為拔本還息之需。現在各路統計入不敷出，勉為支持，不得不力求撙節。且各路合同所載免價、減價辦法，係專指賑糧、軍械而言，若議遷民免價，無論進款減收、應付為難，而核與借款合同亦多窒礙，恐外人有所借口”，因此應“毋庸置議”。至於輪船免費，郵傳部在奏折中極力表白經過多方努力，爭取到輪船招商局答應準備減半收取船費。（注：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財政·附黑龍江省墾務），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5127—5128頁。）這與《黑龍江沿邊招民墾荒章程》出台後，農工商部就其中關於減免路費之事發表意見時的態度幾乎一樣。徐世昌對此曾有如是說：“雖未能盡如所請，然多免一程之路費，即多紓一分之物力。吾知內地田家之子，竭終歲勞力之所獲而不能免其饑寒者，尚亦聞風興起，願受一廛而為氓矣”，在無奈之中略寓譏諷之意。周樹模對此也感觸頗深，指出“黑龍江地方遼闊，三麵鄰俄，談邊防者鹹以興墾殖邊為目前第一要務”，但往往僅流於空談，“未聞移民實邊，以規百年之遠計”，等到東北地方當局提出具體建議，有“遷民實邊，請免輪路川費一奏”，又有請“將沿邊荒地改收經費以廣招徠”之說，雖然“疊奉諭旨，飭部議準”，但結果總是“或籌無定款，或議未實行”，始終不見具體執行之方案。（注：遼寧省檔案館館藏檔案：奉天省長公署全宗JC10—4277黑龍江行省為招民墾荒事與軍督部堂的往來文件。）於是，在清末經常可以見到如下的景象：“來東三省者，多山東、河南、直隸窮途之民，傾家辦隻輪車，移此就居。兄從後推，弟自前挽，數千裏間，踉蹌奔走。”（注：小越隆平著，克壘譯：《白山黑水錄》，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上海廣智書局排印本，第90頁。）移墾貧民之艱辛，由此可見一斑。
在清末移民實邊的實施過程中，東北地方當局確實在如何招徠墾民以開發邊荒方麵有所思考，所提建議也不可謂不多，但一涉及具體問題，中央各部門總能找到各種理由予以搪塞：減收荒價，戶部多方阻撓；減免路費，郵傳部不肯配合；按照墾荒、招民成績給以獎勵，吏部不置可否。招民墾荒以充實邊疆自然是清政府所追求的目標，但借放荒而籌集款項也成為其孜孜以求之重要目的，而對於貧窮墾民卻斤斤計較，不肯稍為讓利，即使總算在表麵上通過之事，到落實時卻又往往大打折扣。誠如時人所言：“近日之言移民開墾者，蓋大半以招徠撫綏為主義，不知中國之人安土重遷，習與性成，誰肯去其鄉裏，遺其故舊，扶老攜幼，而遠適於沙漠荒落之墟？縱不然，萬裏雲山，幾經霜露，而奔走馳驅之艱難，貧民無力，將又何所恃而達此開墾之區域乎？故民雖有赴東三省開墾之願，而困於道裏之遙遠，國家又不為之計，亦惟望洋興歎而已，而東三省亦不得大收開墾之實效。”（注：《盛京時報》第325號，光緒三十三年十月十四日，第2版（論說：論東三省宜速移民開墾）。沈陽：盛京時報影印組1985年輯印：《盛京時報》（影印本）第5冊，第38頁。）所有這一切，都不能不影響到移民實邊政策的順利推行。
三、放荒官員營私舞弊層出不窮
在清末招民放荒的過程中，有很多經手官員腐敗不堪，營私舞弊現象層出不窮。例如，在丈放奉天西流水圍荒的過程中，清政府先將此事交給良弼經辦，而良弼竟將九十三方膏腴圍地據為己有，事發後被迫“將地交清，而原領地照九十三張概未呈繳，意欲欺淩鄉愚、隱瞞後任”。良弼之所以如此，是因其已將其中“地照四十七方出賣”，獲得贓款白銀“二萬八千兩”，為掩蓋真相，謊稱地照已經丟失，企圖以此蒙混過關，保住髒銀。（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603頁。）良弼的繼任者鍾靈對其前任則“瞻循袒護”，並不將良弼未繳地照“及時嚴行追出”。（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603—604頁。）不僅如此，鍾靈接手墾務後也是劣跡斑斑，“任意剝民，至釀人命”，此外還有招財納賄之行為，而增祺在查辦時又官官相衛，百般為鍾靈開脫。（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3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553—561頁。）清丈東流水圍荒時，也出現了類似現象。如東流水圍荒清丈行局監繩委員、候選知縣邵棠就利用職務之便，“朦混捏領荒地七千三百八十畝”。（注：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編：《錫良遺稿·奏稿》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889頁。）又如布特哈東路總管福齡在辦理訥漠爾河荒務時，“以行局總辦夥開商店，包領官荒，轉賣漁利”，並私自挪用荒價，“所欠荒價正款先後計二十餘萬兩，為數甚巨”。（注：周樹模撰：《周中丞撫江奏稿》第1卷，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19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總39頁。）署理三姓副都統協領德勝在丈放三姓城東北官荒的過程中，也“捏造堂名，包攬一萬晌”，此外又在三姓城附近及富克錦等處“置有荒地甚多，統計不下一千餘方，皆以賤價所得”，並“托人四處覓售，每晌索價乃至數倍”，希圖漁利。（注：北京政治官報局印行：《政治官報》第523號，宣統元年閏二月二十四日，折奏類：《東三省總督徐世昌署吉林巡撫陳昭常奏參副都統協領德勝貪婪溺職折》，第9頁。）這樣的事例還有很多，正如依克唐阿所指出的那樣：“東三省屢次墾荒，大半利歸中飽，如押荒一款，官價而外複加一倍，充做委員局費。愚民無知，又複賄囑差弁人等多量繩弓丈尺，迨升科後執照外地多浮餘，往往撤地歸公，重找荒價及曆年隱瞞之租，因而家產盡絕者不知凡幾。此固由於小民之貪利，而實不肖委員上下其手，貽害地方，庫款進有限之財，閭閻受無窮之累，相習成風，靡所底止。”（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54輯（軍務·防務），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673頁。）依克唐阿斥責放荒人員貪汙中飽、盤剝墾民等種種不法行為，自然符合實際情況，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良弼就是由於他的推薦才被委以辦理圍場荒務之重任的。
四、攬頭攬荒漁利現象成為痼疾
清末丈放荒地時，攬頭包領大段荒地、領而不墾希圖轉手漁利的現象十分普遍，經常會出現“領荒之人並非墾荒之戶，無不勾串兵胥，捏名包攬，有一人領至數百晌者，甚有領至千餘晌者”的情況，其目的就在於轉手倒賣，牟取暴利。（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2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594頁。）周樹模曾指出，黑龍江“頻年招民墾荒”，但“放而已墾者亦不過十分之三，其富商巨戶攬荒漁利，久已習為固然，荒一入手高價居奇，零星小戶無力分領，積年累月，終成荒曠”，以至於“領地多而辟地少，阻礙墾務，損害邊防”。（注：台北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宮中檔光緒朝奏折》第26輯，台北故宮博物院1975年印行，第298—299頁；萬福麟監修，張伯英總纂，崔重慶等整理：《黑龍江誌稿》上冊，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01頁。）例如，據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湯原縣稟報查明包攬大段荒地情形稱，“該縣放荒六十三萬餘晌，其中四十二萬餘晌均被‘大戶包攬’。把持漁利，轉手之間，攬頭可獲利十倍。如齊家瑞即齊忠甲原稟領荒二十萬晌開辦農務公司，後因賣荒得利更大，便領荒轉賣。傅忠渭等戶共領大段二十餘萬晌，‘無不待價而沽’。”（注：黑龍江省檔案館編：《黑龍江曆史大事記（1900—1911）》，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8—139頁。）此外，有官府背景的攬頭在包領荒地時，還常有多領少報、霸占一般墾戶土地等不法行為。例如，據程德全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十二月奏報，攬頭王鴻猷在捐官為知府銜候選同知後，依仗其權勢與財力，“與其族人王馥德夥領巴拜”荒地，“據報僅七十二井半，聞其實則有一百四十六井，明係將未放官荒及他戶已領未墾之地影射包套在內”，另外，“毛荒以一千六百二十晌為一井”，而王鴻猷竟然以“扣實七成作為全井，轉賣於人，又以所餘三成另賣牟利”。（注：台北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宮中檔光緒朝奏折》第25輯，台北故宮博物院1975年印行，第258頁。）
針對攬頭包領漁利的現象，清政府也曾試圖加以限製，如《黑龍江沿邊招民墾荒章程》中有關領荒的規定，就是專門為限製攬頭而製定的。盡管如此，攬頭攬荒的弊病始終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這與清政府放荒時注重籌款不無關係。因攬頭財力雄厚，包領大片荒地後，荒價往往能夠及時呈繳；而一般墾戶雖然急於得到土地，但限於財力而常常無力按時交價，放荒官員為迅速征收荒價，也樂於將大段荒地交給攬頭包領，至於荒地丈放完畢之後是否得到開墾，則不聞不問：“放荒者之宗旨，則在增加收入；領荒者之目的，則在轉手漁利。故領荒雖多，而實行墾種者十無二三，大段腴荒於是一舉而悉納諸攬頭之手，零星小戶無複有插足之餘地。”（注：何煜南編著：《黑龍江墾殖說略》，民國四年（1915年）鉛印本，第2章：土地製度，第1頁。）這勢必會使大片荒地仍然處於待價而沽的閑置狀態之中，如“黑龍江荒地自前清光緒二十一、二、三等年，共計放出毛荒五百三十三萬八千九百九十七晌七畝有奇，詳查其中已墾者不過十分之一”，原因之一就在於有攬頭“包攬大段，一時未能轉售者”。（注：黑龍江實業月報館發行：《黑龍江實業月報》第1年第2期（1912年9月），論說：歐震球《黑龍江墾殖入手辦法芻言》，第10頁。）如此，荒地落入投機者之手，而真正的墾民又根本沒有墾荒的機會，開發荒地、充實邊疆也就成為空談。
五、軍屯實邊成效甚微
移民實邊重在移民，但由於種種原因，一般墾民不能及時招徠而至，荒地不能得到迅速開發。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清政府采用了其他方式以開發邊疆，其中屯墾是比較常見的一種，旗人屯墾和軍隊屯墾都嚐試過。旗屯與滿洲貴族統治下的特殊政治環境有關，其實施之原因及結果前文已作過探討，茲不贅述。軍屯並非新鮮事物，在古代就是一種經常運用的開發和鞏固邊疆的方式，因此有其可行性。但綜觀清末東北地區之軍屯，也與旗屯相類似，大多以失敗而告終，其中的原因很值得探討。
清末軍屯，除在吉林地區曾經實行過之外，以黑龍江劄賚特旗哈拉火燒之軍屯最有代表性。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徐世昌“以陸軍第三鎮兵將應期退伍，乃飭黑龍江民政司司使倪嗣衝籌移退伍各兵興辦江省屯田。嗣倪嗣衝條陳其事，周密詳盡，輕而易舉。其辦法於應期退伍各兵諭以屯田之利，詢其情願赴江者，第一年酌撥一千名，以為之倡；第二年仍以一千名為額；第三年稍見成效，增撥一千名，共撥二千名；第四年撥三千名；第五年仍撥三千名。前後五年，共得屯兵萬人。每兵給開成之地一頃，第一年收獲後，令其每畝繳租費一元，第二年繳一元五角，第三年、第四年各繳二元，五年歸其執業，照章升科交租。而受佃之初，牲畜、籽種之費，每兵給以百元；棲止儲藏之地，又各給住房一間、敞棚二間。如此分年撥集，既以免其瞻顧，而經費亦易於籌維。且人人不耗一錢，既有耕作之資，又有食宿之所，五年而後化佃民為業戶，坐享百畝之供，孰不趨前恐後耶？”（注：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蒙務·籌蒙篇），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1897—1898頁。）根據這種美好的設想，徐世昌與周樹模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九月，奏請在黑龍江實行軍屯，指出“實邊之方，必以辟地聚民為先務，自來策邊事者，或主徙民，或主屯兵，徙民則患其費多，屯兵則患其食少，求其兵農合一，防守兼資，舍屯墾無他道矣”，黑龍江“省城西南嫩江西岸劄賚特蒙旗所屬哈拉火燒地方，為江省蒙旗與奉天洮南各屬往來衝要”，建議在此處“以各鎮陸軍退伍兵丁自願就農者，分年撥令到段”，實行屯墾，認為“采用屯田之策，兼寓殖民之方，於江省現在情形最為適宜”，並列舉出軍屯之五大益處。（注：徐、周所指五大益處分別是：“退伍兵丁既有尺籍可稽，分班到段，整齊劃一，以視客民倩人輾轉領荒，延不到段者不同，利一；以兵務農，守望保衛之事是其所長，自不必另駐防營，萑苻可期日靖，利二；授給熟地，即時耕種，無匱乏之虞，且既定為恒產，即可變作土民，生齒日繁，富庶可卜，利三；以官力為之開墾，按丁授地，按地配丁，包攬大段之弊可免，利四；資費出自公家，數年之間，其利自倍，既裨國帑，亦厚民生，利五。”見台北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宮中檔光緒朝奏折》第26輯，台北故宮博物院1975年印行，第298—300頁；萬福麟監修，張伯英總纂，崔重慶等整理：《黑龍江誌稿》上冊，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01—402頁。）哈拉火燒軍屯，計劃不可謂不周密，期望不可謂不高，耗費亦不可謂不貲，但結果又如何？宣統二年（1910年）二月據周樹模奏報，“自宣統二年起，除業已到段兵丁仍令照常耕作外，其擬續撥退伍各兵應即一概停止，已經開出荒田另招農民承佃”，（注：周樹模撰：《周中丞撫江奏稿》第3卷上，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19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總454頁；萬福麟監修，張伯英總纂，崔重慶等整理：《黑龍江誌稿》上冊，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10頁。）可見，該處之軍屯已經無法繼續推行，其問題出在經辦及屯墾人員之素質上。據錫良宣統元年（1909年）七月奏報，倪嗣衝經辦此事時，“造銷各款，捏報浮支不一而足。如原報上年建房五百所，每所工料銀五十兩”，經過調查核實，“每所包工實隻銀三十五兩，共計浮支銀七千五百兩。又原報上年水災被衝房屋一百二十一所，馬二十八匹，羊草三十餘萬捆。調查原建房屋實隻被衝三十三所，計捏報八十八所；馬匹淹斃實隻病馬六匹，計捏報二十二匹；羊草淹沒僅三萬捆，捏報竟逾十倍。又如購買牲畜，浮開價值不下七八千兩，密點現存牲數，亦複短少甚多。又本年購買蒙古熟地六七十頃，局員私擇腴地十餘頃歸局耕種，作為津貼，並未呈報有案。局內所用員弁，多係該司私人，弊混多端，莫可窮詰”。（注：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編：《錫良遺稿·奏稿》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943頁。）倪嗣衝“任用私親，濫用浮支，恣意揮霍”，主要幫辦人員華鑒章與華均章均是其外甥。（注：北京政治官報局印行：《政治官報》第790號，宣統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折奏類：《東三省總督錫良奏查追已革民政使倪嗣衝贓款折》，第7—8頁。）錫良指出：“籌辦屯墾，本為實邊至計，必撙節經費，方能推廣墾務，江省財力艱窘，尤不容稍涉侵欺。該司倪嗣衝以監司大員承辦屯墾，竟敢營私舞弊，捏報浮支，實屬辜恩溺職。”經理大員如此貪劣，而“退伍各兵，類多遊惰自安、菽粟不辨者流，欲其從事耕鑿，日習極苦之勞動，歲納倍稱之息金，勢既不行，力亦未逮。”據周樹模奏稱，在宣統元年（1909年），軍屯之退伍兵丁“每畝僅獲糧一鬥上下，甚有顆粒俱無者，租費既難征收，口食尚須籌給”，且按照原定計劃，該年度“應撥退伍兵一千名，到者僅二百餘名”，在這二百餘名中，又因為“先後潛逃及因事革除”等各種原因，碩果僅存的隻有區區一百餘名，周樹模無可奈何地得出結論，“兵之難恃，已可概見”，於是隻能奏請改招墾民。（注：周樹模撰：《周中丞撫江奏稿》第3卷上，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19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總453—454頁；萬福麟監修，張伯英總纂，崔重慶等整理：《黑龍江誌稿》上冊，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10頁。）哈拉火燒軍屯計劃完全破產，前後共浪費“銀二十五萬兩，成效毫無”，倪嗣衝罪無可綰，但也僅以革職回籍、繳回髒款銀二萬餘兩了事。（注：吉長日報社（長春）出版：《吉長日報》，宣統元年十二月初四日，第47號，第1張第4版（要聞一東省：江省墾務參案結果）。）徐世昌在哈拉火燒軍屯舉辦之初，曾希望辦有成效後，再“踵其後而推行之，二十年間，蒙邊將成重鎮矣”。（注：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蒙務·籌蒙篇），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1898頁。）至此，其希望完全化為泡影，而其所謂“五利”也終成笑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