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然是不祥的沉默，在讀者來信欄裏迸發出了一點點——簡直是一星半點——憤怒地譴責總統的字句，因為他把這次凶殘的屠殺叫做“輝煌的戰績”，而且異想天開地稱讚我們那些劊子手們“保持了國旗的榮譽”；可是在報紙的社論欄裏，卻連談到這個戰績的話的影子也沒有。
我希望這種沉默再繼續下去。我覺得沉默跟那些最憤怒的話語一樣感動人，一樣有毀滅的力量，沉默就是反抗。一個人在鬧哄哄的地方睡著了的時候，他睡得很香；要是鬧聲停下來，他反倒會被突然的寂靜驚醒。現在一連沉默了五天。它一定會驚醒全國酣睡的人們。他們一定會莫名其妙。自從地球上發明了日報以來，在一個震撼全世界的大事件發生之後，它竟然一連沉默了五天，真是反常奇怪之極。
在昨天舉行的歡送喬治·哈威（他今天動身到歐洲去休假）的宴會上，話題兒都集中在這次輝煌的戰績上了；人們在會上說的話，沒有一句被總統或武德少將或受傷的約翰遜看做是對他們的讚揚，或者可以列入史冊的適當評價。哈威說，他相信這個令人震驚的可恥的事件會深深地侵害全國的人心，發生腐蝕的作用，引起不良的後果。他相信它會使共和黨和羅斯福總統垮台。我不相信這個預言會成為現實，因為那些保證可以得到寶貴的東西、合意的東西、有用的東西和有價值的東西的預言，從來就沒有兌過現，這種預言就跟正義的戰爭一樣——簡直稀少得微不足道了。
前天那位幸運的武德將軍拍來的電報仍然是滿紙光榮。他仍然在洋洋得意地談到和捏造那所謂“拚死命的肉搏戰”，由武德博士用這個成語看來，他似乎沒有察覺到他是在自己揭自己的底——因為要是真正有什麼“拚死命的肉搏戰”，那麼，必然的結果是，那九百個參加肉搏的戰士，要是真正拚死命的話，在他們最後的一個男人，女人和小孩死去以前，決不止殺死我們十五個人。
終於，昨天下午發來的電報，口氣有點變了——略微暗示出武德博士準備把調子放低一點，他開始抱歉和解釋了。他宣稱他對這次戰鬥負有完全責任。這就說明了，他心裏明白，在這種普遍沉默之中，一定是什麼人因此事受到了譴責。他解釋說，“戰鬥中並沒有恣意殺戮婦女和孩子，許多婦女和孩子都是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殺死的，因為摩羅人在肉搏中用他們作掩護。”
這個解釋可以說聊勝於無；的確，這比不解釋好得多。要是肉搏戰進行了那麼久，一定會有這麼一個時候，就是在四天的屠殺快完了的當兒，隻留下一個活著的土人了。我們在戰場上還有六百人；我們隻損失了十五個；那六百人為什麼還要殺死最後剩下的那個男人——或是女人，或是孩子呢？
武德博士會想到，他所擅長的隻是打伏，而辯解則不是他的事。他會想到，隻要一個人有相當的勇氣，又統率了相當多的軍隊，那麼，去屠殺九百個手無寸鐵的動物，自然比解釋為什麼他要那樣殘忍地斬盡殺絕容易多了。此外，他無意中還給我們提供了意想不到的笑料，這也可以說明，他在發出電報以前，應當把他的報告好好做一番編輯工作才是。
“許多摩羅人裝死，而且殺害了正在救護受傷者的美國醫務人員。”
他的報告，仿佛使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副景象：美國的醫務人員在跑來跑去，打算救護受傷的野蠻人——他們的用意何在呢？野蠻人都給殺死了。目的很明確，就是把他們斬盡殺絕，一個活的也不留。那麼，對一個馬上就要被消滅的人，給以暫時的救護，又有什麼用處呢？電報裏管這次殺戮叫“戰鬥”。這算是什麼戰鬥呢？這絕不是一次真正意義的戰鬥。在戰鬥中，受傷的和陣亡的比例往往是五與一之比。且在這次所謂戰鬥結束以後，在戰場上的受傷的野蠻人一定不到兩百人。為什麼呢？因為摩羅人連一個活著的也沒有！
結果很明顯，我們這四天的活兒幹得幹淨利落，把那些束手無策的人斬盡殺絕了。
總統對這次豐功偉績非常滿意，這不禁使我想起上屆總統也有過這樣興高采烈的事兒。１９０１年時，芬斯頓上校潛入菲律賓的愛國者阿奎納多在山地裏的藏身之所，用種種詭計俘虜了他，就是說，利用偽裝、欺騙，讓自己的武裝突擊隊穿上對方的製服，偽裝阿奎納多的友軍，跟阿奎納多軍官們握手言歡，以消除他們的懷疑，而就在對方相信他們時，突然開槍把阿奎納多部隊全部打死了——當報告這次“輝煌的戰績”的海底電報送到白宮的時候，報紙上說，那位最溫柔敦厚、文質彬彬的麥金萊總統，簡直控製不住他那歡欣、激動的心情，而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來。告別
□［美國］亞伯拉罕·林肯
朋友們：我此刻的惜別之情是一般人很難體味到的。因為所處地位不同，感受自然不同。這地方和這裏人民的友情給了我一切。我在這裏度過了１／４世紀，從青春歲月到暮年。我的孩子在這裏出生，其中一個埋葬在這裏。我現在要離你們而去了，不知何年何月再回來，甚至不知是否能回來。我麵臨的任務比當年華盛頓肩負的還要重大。上帝曾一直庇護著華盛頓。有了上帝的扶持，我會成功。有了上帝的扶持，我就不會失敗。我們都信賴能與我同行、也與你們同在並無所不在的上帝。讓我們滿懷信心地希望，一切都將好起來。願上帝賜福於你們，願你們祈求上帝賜福於我。我向你們依依道別。生前·死後
□［美國］卡爾·薩根
有的人尚在母親的懷抱裏就開始飽受饑餓，夭折似乎成了他們的最好歸所；而另一些人，僅僅是由於出身的原因，過著富足華麗的生活。這個世界看來似乎非常不公平，一個人可能生在被淩辱的家庭或被咒罵的種族，或天生有某種殘疾，於是在命運的捉弄中生活一輩子，直至死神帶走他的靈魂。
生命的結局難道隻能如此嗎？僅僅是一場無夢、永無盡頭的睡眠嗎？公正何在？這是慘淡、殘酷而無情的世界。難道我們不應在公平的競技場上有第二次機會嗎？如果不管前生命運如何與我們作對，我們來生的出身取決於我們今生努力的程度，這似乎是美妙公平的。或者，如果我們死後存在一次審判，隻要我們扮演好這一生所注定的角色，為人謙卑、誠實等等，那麼作為獎賞，這個世界的痛苦和動亂將被來生擺脫掉，我們可以在永久避難所中愉快地生活，直到時間的盡頭。
如果這個世界是經過考慮、事先設計好的，而且是公平的，它就會是這個樣子。如果想使承受痛苦和磨難的人得到他們應得的安慰，它就會是這個樣子。
因此，這樣的社會——引導人們滿足於現在的生活狀況，期望死後有所回報的社會——傾向於灌輸給人們安於現狀、反對變革的思想。更有甚者，對死亡的恐懼，在某種程度上本來是生存鬥爭和進化中的一種適應，在戰爭中反而變得不適應。那些宣揚英雄來生會得到極大幸福的文化，或者甚至那些僅僅是按照權威的吩咐來行事的人，可能會贏得一些競爭性的優勢。
因此，宗教和國家在兜售死後精神永存的思想和關於來生概念時，應該是不費吹灰之力的。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期望存在廣泛的懷疑主義。盡管幾乎毫無證據，人們仍然願意去相信它們。不容置疑，大腦損傷會使我們喪失大部分記憶，會將我們由瘋狂變得平靜，或由平靜變得瘋狂。大腦化學的改變，會使我們相信有一個針對我們的大規模的陰謀，或者使我們自己感覺聽到了上帝的福音。盡管這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正如我們的個性、特征、記憶等根源於大腦的物質之中一樣。但是，不重視這一證據，回避這一證據的可信度仍是很容易的。
如果由一個強勁有力的社會製度堅持來生的存在，那麼持異議者人數很少，並且保持沉默、遭到憎惡是不足為奇的。毀滅
□［俄國］托爾斯泰
動物性的軀體停止呼吸的時候，我作為真正的人類並不隨著最後一個意識的消滅而消滅，就像每天的入睡不能消亡一樣，任何人都是從來就不怕睡覺的，盡管睡夢中會出現和死亡完全一樣的情形：意識中止。這不是因為他想過了，而是因為過去入睡後他總是又蘇醒，所以他認為還會再醒過來的。事實上這個推斷是不正確的，他可以一千次睡醒，而在第一千次時醒不了。但是任何人、任何時候都不進行這種推理，而這個推理也不可能安慰他，因為人們都知道，他的真正的我是超時間存在的，因此他的生命絕不會被那種暫時出現的意識中斷所破壞掉。
假如一個人睡著了，就像神話中說的那樣，睡了一千年，他會睡得很安靜，就像隻睡了兩個小時。對於非時間性的、但真正的生命來說，中斷一百萬年和中斷八個小時是完全沒有什麼區別的，因為對於真正的生命來說，時間根本不存在。
肉體毀滅了，今天的意識也就毀滅了。
但是，現在人們應該習慣於自己肉體的改變和意識的替換。要知道，這種變化從人們剛出娘胎就開始了，而且從不間斷。對於自己肉體的變化，人們不僅不害怕，反而更經常地希望這種變化加快，他們總希望長大、恢複健康。人曾經是一塊紅色的肉，他的意識全部在於胃的要求，而現在他卻變成了一個長著胡子的有理性的男人，或者成了一個喜愛孩子的婦女。
要知道，無論在人的肉體中，還是在意識中，都沒有任何相似的東西，可是使人成為現在這種狀態的變化卻不會讓他感到害怕，而隻是歡迎這個變化。即將來臨的變化有什麼可害怕的呢？難道它就是毀滅？但是要知道，那個所有轉變都以之為根據發生的東西——即對世界的獨特關係，這構成了真正生命的東西，並不是同肉體誕生一起開始的，而是在肉體之外、時間之外的。既然如此，時空之外的東西怎麼能被時間與空間的變化所毀呢？
人總把目光放到自己生命中最微小的部分，害怕這種微小的、他十分欣賞的一小部分從他眼光中消失，卻從來都沒有希望觀察它的整體。這會使人想起一個瘋人的笑話，他幻想自己是玻璃製成的，當別人把他摔倒的時候，他就大叫“嘩啦”！並馬上死掉了。倘若人們想獲得生命，就應當抓住自己生命的全部，而不應當隻抓住生命的隻在空間和時間上出現的微不足道的部分。抓住了全部生命的人會不斷地補充生命，而對於隻抓住了生命的一部分的人來說，他們本來具有的東西也會被剝奪。麻雀
□［俄國］屠格列夫
我打獵回來，走在花園的林蔭路上。風在猛烈地搖著路邊的白樺樹。狗在我麵前奔跑。
忽然，它縮小了腳步，開始悄悄地走，好像嗅到了前麵有野物。
望著狗靠近的地方，我看見一隻小麻雀，嘴角嫩黃，頭頂上有些茸毛。它或許由於大風從窩裏跌下來，一動不動地坐著，兩隻剛剛長出來的小翅膀無望地叉著。
正當我的狗慢慢地向它走近的時候，突然間，從近旁的一棵樹上，一隻黑胸脯的老麻雀猶如一顆飛彈一樣激射而下，落在狗鼻子尖的前麵。它全身羽毛豎起，完全變了形狀，絕望而又可憐地尖叫著，一連兩次撲向那牙齒銳利的、張大的狗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