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9月）
渭河，是陝西人民的母親河，八百裏秦川的生命線。渭河養育了陝西關中平原幾千年的繁榮和豐腴，中國強盛的王朝——周秦漢唐在這裏建都。可以說，中華五千年曆史，有一半寫在秦川。這裏處處有曆史，處處有文物。
我是喝著渭河水，吃著秦川糧長大的。渭水的漲落，河上的船帆，給我的童年帶來了莫大的歡欣。西北大學地質係畢業後，我便離開了陝西，去了甘肅，又去了東北三省，然後去河北。唐山地震後，我進了北京。1988年，我回到了陝西，稍後又調回北京，1994年，我再次回到陝西。
遊子歸來，再看渭河，昔日美麗壯觀的景象已不複存在。渭河流經陝西這一帶，被稱為關中地區，這裏集中了陝西64%的人口、56%的耕地和82%的工業總產值。但是渭河此時的狀況是：上遊來水逐年減少，中遊汙染嚴重，而下遊由於三門峽大壩的修建抬高了水位，使得渭河水流不暢，平時水少，一旦來暴雨即成大災。1995年，我剛當省委書記不久，渭河發水，我們一行人前往災區，從渭南下車後，穿著長筒膠鞋，由當地的書記、專員陪同，沿渭河的河堤往下遊走。這時，一位瓜農的哭聲讓我知道了悲情。西瓜熟了，瓜農把自家那5畝地的西瓜定了一個價格，2毛5分錢一斤，至少第一筆生意要按這個價格賣。瓜商上門來收購，最後出到了2毛4分錢，瓜農想了想，沒有達到自己定的價，決定還是不賣，生意談崩了。誰知一夜之間，渭河發水，5畝地的西瓜全被淹了。就一分錢啊！舍不得，結果什麼都沒有了。當時我最強烈的印象是農民真窮，你想象不到的窮。1996年7月渭河流域又發水，我重走渭河，發現水量並不大，但災情卻比較重，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我強烈地感受到，渭河是陝西的大問題，是陝西人的心腹之患，所以一直在醞釀渭河治理的問題。
1998年我擔任了陝西省政協主席。當年，我就組織省政協委員和水利專家就渭河問題進行了專題調研。同時，我對渭河的治理有了兩年時間的深入思索，解決問題的思路越來越清晰。1999年，當時的全國政協副主席錢正英考察陝西水利建設情況，在座談會上錢副主席說起重估三門峽工程的事情。當時參加會議的同誌聯想到渭河治理，把這個想法與錢正英同誌溝通，獲得支持，這時我才感到終於找到“正式渠道”來解決這個一直希望解決的問題。
第二年，也就是2000年的全國政協會議上，我同省上7名政協委員向大會遞交了《綜合治理渭河流域》的提案，正是因為這一提案激活了各方力量，使之參與到對渭河流域的綜合治理和三門峽價值的重估中來。2001年，我在全國政協會上又提出《將渭河治理納入國家重點工程》的提案。
我還連續四次在全國政協全會期間提交書麵發言或在小組討論時發言，提出綜合治理渭河對於促進陝西經濟發展和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重要性，受到了全國政協領導的高度重視，同時也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支持。2000年10月和2001年10月，針對提案，錢正英副主席兩次率全國政協、中國科學院、工程院80多位學者專家組成的考察團對渭河流域進行考察，提出了渭河綜合治理的意見。溫家寶總理對此先後兩次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將渭河綜合治理列入重要議程，充分論證，做好規劃，統籌考慮環保和生態問題。根據溫家寶總理批示精神，在水利部、黃河水利委員會和陝西、甘肅、寧夏三省區的共同努力下，編製完成了《渭河流域綜合治理規劃》。2003年8月，一場罕見的洪澇災害襲擊渭南地區，總計57萬人受災，我們十分揪心。洪災過後，省政協組織部分在陝全國政協委員到災區視察，看到受災群眾家園被毀的情況，我們的心情都十分沉重。農民家的土牆倒塌了，牛羊豬雞被衝走了，放在家裏沒來得及轉移的糧食都發出了嫩嫩的綠芽，真是損失慘重啊……渭河是咱陝西人的母親河啊！可原本慈祥的母親，今年卻讓我們三秦兒女遭災了。這究竟是為什麼呀！2003年災情發生後的實地視察，使我更深切地感到，改變三門峽水庫運行方式和加強渭河綜合治理迫在眉睫。要解決渭河治理問題，減少這裏的災害，讓農民不再那麼苦，三門峽問題，是不得不麵對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