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去世已有多年，文學界的朋友還是經常說起他，多半是在閑聊、茶室、酒桌等私人聚會的場合。這種時候，自然會說些文壇上的事，不知怎的，說著說著就說到了汪曾祺，喝著喝著就想起了汪曾棋。大家談他的為人，談他的作品，談他的趣事。這個可愛的老頭，並沒有因為駕鶴西去而減少人緣。這實在是一件令人感慨的事。
每一個說到汪曾祺的人，差不多都會說出一些故事，故事並不完整，隻是一些片斷，或者幹脆就是一個鏡頭，比如他喝酒的姿勢，比如他看漂亮姑娘時的專注和無邪，比如他為人即興作畫寫字時的熱情和瀟灑。汪先生經常被人說道，卻從沒有被人貶損過，相反都是敬佩和善意。汪先生身後依然享有這麼高的聲譽和口碑，在我看來，其實就因為他的通達和隨和。做人做文莫不如此。那是一個需要千錘百煉才能達到的境界，所謂百煉繞指柔。汪先生的作品是隨性的，都是些普通的大白話，從容不迫，卻能傳遞出別樣的韻味。即使是幽默，也是不露聲色的。在《受戒》中，村裏人誇明子和尚，說他“毛筆字寫得好，很黑”。不經意讀過去了，才忽然覺得這句話藏著什麼，回頭再看，不由噴飯，原來藏著如此調皮的幽默，毛筆字誰寫不是黑的？汪先生的作品沒有火氣，如山野小溪，淙淙流淌，一路跟著走，一山一石，一花一草，都美得不露痕跡。
1981年，我的處女作《賣驢》發表，並有幸和汪先生的《大淖記事》一同獲全國短篇獎。這時《賣驢》已被拍成電影，還沒有公映，就在頒獎會上放給大家看。當時我坐在汪先生身邊，內心又激動又緊張，不知電影拍成什麼樣。主演是李保田，那時他還沒有後來的名氣。但電影拍得並不理想，我心裏有些失望。很多年後，我才能客觀地意識到，電影之所以沒有拍好，不能全怪導演、編劇和演員，主要還是那個時代的文藝思想還沒有完全解放，本身的局限也是重要因素。但我當時年輕氣盛，心想電影怎麼拍成了這樣？放完電影，主持人讓大家發表意見，我忍不住要站起來說幾句，但這時汪先生突然按住了我的手，衝我輕輕搖了一下頭。我終於沒有站起來，當然也就沒說什麼。事後他沒有解釋，我也沒問，但我知道他一定出於好意。而在那前一天，我已經拜汪曾祺為師。那天幾個人一起到公園遊玩，同行的有汪曾祺、林斤瀾、劉紹棠，一路走一路閑聊，他們都是長者，我其時才三十多歲，當然隻有聽的份兒，而且是非常虔誠的。忽然林斤瀾先生說了一句：“小趙，你是寫農村題材的，汪曾祺也是寫農村題材的，你拜個老師不好嗎？”劉紹棠也隨聲附和，汪先生忙笑道不要不要。我當然求之不得，忙退後幾步，恭恭敬敬衝汪先生鞠了一個躬。汪先生走過來一把牽住我的手，朗聲笑道：“咱們是同科進士呀！”此言一出，幾個人都大笑起來。
後來，我才慢慢了解到汪先生的一生，包括他在“文革”中寫《沙家浜》的經曆。在那個時代，他不知經曆了多少膽戰心驚的事情。而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乍暖還寒，誰也不知道將來會不會重演曆史悲劇。汪先生是過來人，心有餘悸，心有提防，在那個小會堂，按住我的手，搖搖頭，不讓我起身亂說，其實是為了保護我。且電影與是不同的藝術形式，應該尊重編導的意圖與工作。汪先生是個大度寬容的人。這其中的深義，是我很久之後才領悟到的。可當時他沒法解釋，隻是用他的閱曆和人生經驗，告訴我不可莽撞。
斯人已逝，但情義永在，我會永遠記得汪先生曾給予我的諸多關懷，也會永遠記得1982年春天的一個場景，在北京的一個小會堂裏，他曾按住我的手，輕輕搖了搖頭。
200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