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來的時候，我已經躺在看守所裏，就是北郊的路塘看守所。我的身上到處都是緊的，頭皮、舌頭、嘴角、胸口、屁股和小腿肚無一處不緊，也就是說我全身都腫了，仿佛把自己的每個器官都放大了一倍。同室的幾個強奸犯告訴我，醫生已經給我擦了好幾次藥，還用聽診器聽了我的胸口。下午，那個中年男醫生走了進來，他一邊給我擦藥，一邊和藹可親地：“廣賢，你隻是外傷，過幾天就好了。”他說話的口氣慈祥，擦藥的手輕柔，每擦一個地方就問我痛不痛？我從來沒有被人這麼侍候過，迷糊中已經把他當成親人。我甚至輕輕地喊了幾聲“媽媽”，隻是因為嘴巴還腫著，聲音沒有傳出來。要不是已經有了一點人生經驗，我當時就想坦白，甚至願意誇大自己的罪行，以報答他對我的治療。
看著天花板上的黑斑，我問自己當時為什麼不從張鬧的後窗跳下去？如果我跳下後窗，腳底一抹油，張鬧也就有了下來的台階，沒準她會說：“對不起，我隻做了一個噩夢。”還有，我在送張鬧裙子之後，為什麼不去探探她的口風？哪怕偷偷地去觀察她幾眼。假若事先看到她穿上那件藍色的連衣裙，我不高興得翻跟頭才怪呢，怎麼會蠢到溜進她的房間。更不用說於百家這個魔鬼了，他好像已經深入到我的內部，隨便說什麼在我身上都能起化學反應。你想想，假如他不說小池像豆腐，我會把張鬧聯想成豆腐嗎？假如他不寫信來叫我閉上眼睛，我敢大起膽子去開張鬧的窗口嗎？
這麼說，於百家似乎要負主要責任，但是公正地講，千錯萬錯還是我自己錯。百家明明寫信警告我不要幹這種蠢事，我卻沒有聽。百家當時想留下來，不願意回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我卻死勸他回去，還拿三個公章來嚇他，還要他對小池負責任。如果我不嚇他，不提小池，沒準他就留了下來，沒準會比我提前溜進張鬧的房間，哪怕是提前幾秒鍾，有他在，根本輪不到我。再說，當初我就不應該跟於百家說張鬧，我就是想得下身軟不下來，也不應該告訴他。隻要不告訴他，我就聽不到他的鬼主意，就不會把自己弄到籠子裏。千錯萬錯還是嘴巴錯，我揚手打了一下罪魁禍首，嘴巴傳來一陣鑽心的痛，剛剛結痂的傷口又破了，下巴流滿了血。
負責本案的公安兩次提審我，因為我的嘴巴還腫著，舌頭還大著，便沒法回答他們的提問，想說什麼也隻是一股散開的氣，根本扭不到一塊，形成字和句。我想，假如我是一個啞巴，那就不用他們審來審去了，該怎麼判就怎麼判，大不了頭點地。我寧可一聲不吭地被押赴刑場，也不願去回答他們的問題。不瞞你說，那時候我還怕羞，還不敢去跟陌生人談論身體的器官。跟於百家談是一回事，跟趙敬東談是一回事，就是不敢和陌生人談，特別是不敢跟板起臉的人談。我忽然想起了於百家，如果說他隻給了我反麵的指引，那是不公正的，至少他折磨自己身體的行動，在我身上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每天晚上，我偷偷地把結了痂的嘴巴摳破，讓它長久地血肉模糊。我還故意咬傷自己的舌頭，讓它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腫著、大著。這樣做的目的，就是不想回答問題。果然公安又提審了我一次，他問我叫什麼名字，我搖搖頭，張開嘴巴。那是一張百孔千瘡的嘴，嘴唇和嘴角全是膿包，一邊嘴角高一邊嘴角低，上唇下唇隻有少量沒腫沒破的地方，那也是亮晶晶的，撐得像透熟的葡萄，輕輕一碰就會流出點內容來。舌頭大得頂住了上顎和牙齒，想分擔鼻孔的出氣都不可能。這麼色彩豐富、形狀怪異的器官，若是有人罵它“歪嘴、爛貨”一點也不冤枉。在過去，這可是一張吐字清晰反應靈敏惹是生非的嘴，現在它總算得到了報應。公安一看就知道，要提問這樣的嘴巴，恐怕連個標點符號都問不出來。他們一揮手，把我押回監室。
李家庭又提著藥箱來給我治嘴巴，我終於想起了那位醫生的名字。他給我上藥，貼紗布，輕言細語地：“廣賢，你這樣的人我見多了，有撞牆的，有吞藥瓶的，有想上吊的，有咬舌頭的，結果沒一個有好下場。要想有好一點的結果，就老老實實地交代錯誤，盡管有人歪曲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但我可以證明它還是基本準確的。你按我說的去做，相信會有公正的判決。”他的話像毛毛雨，每次給我換藥總要下一陣，我抵觸的情緒被他慢慢地泡軟。剛好同室的一個強奸犯因為擺事實講道理，被放了出去，這讓我見證了嘴巴的好處。我開始配合治療，不到一個月，嘴巴就痊愈了。
但是、可是，萬萬沒想到再也沒人提審我。我這個笨伯每天對著窗外喊“冤枉呀冤枉”，卻沒有任何人理睬我。他們都忙著貼大字報、揭批反動派去了，像我這樣的偏房再也沒有人寵幸。我喊了一個月、一年、兩年，從六十年代末年喊到七十年代初年，都沒有人提審我。我想當初也許不應該搞爛嘴巴，要是配合他們提審，沒準早就無罪釋放了。這是何苦呢？自己把自己弄得白白關了兩年多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