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爸住院期間，龐廠長叫我到微型收音機裝配車間頂我爸的職，就讓我坐在我爸原來的位置上，把收音機的半成品從流水線拿下來，裝上一個小喇叭之後，又把它放回流水線。坐上我爸坐過的板凳，我覺得屁股底下好像長了刺，怎麼坐怎麼不舒服。我跟旁邊的人換了一張凳子，坐下去的感覺還像是坐在針尖上。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呢？因為我一直覺得我是故意把我爸嚇癱瘓的，如果沒把他嚇成癱子，那我就不可能頂他的職，不可能成為三廠的正式職工，我們家也不會分到兩室一廳的新房。這種感覺越來越合理，後來我就幹脆把它變成了事實。
我們家分到的那套房子在十二棟二單元一〇一室，盡管一層容易潮濕，但對躺著一個病人的家庭來說再合適不過了。拿到房門鑰匙之後，我切了一盤豬頭肉、一盤燒鴨，買了兩瓶二鍋頭，把在倉庫旁守建築工地的老楊請進閣樓，跟他一邊聊一邊喝。喝著喝著，他臉紅脖子粗了，舌頭打卷了，就答應送給我幾十條半截鋼筋。我把鋼筋扛進新房，用借來的電焊槍在臥室裏焊接起來，房間裏鋼花飛濺。用了半個月的業餘時間，我焊接了一張特別的床，床的一半鋪上木板，另一半卻焊上了縱橫交錯的小鋼筋，像漁網那樣。一聽你就知道，這是為我爸準備的，鋪木板的那一半讓他睡覺，像漁網的這一半讓他躺在上麵洗澡，一張床半邊鋪棉胎半邊鋪涼席，既可以幹也可以濕，水陸兩用。我還在床的四角焊了四根柱子，再把四根柱子用鋼筋連起來，床的上麵就有了一個長方形的頂。我在頂的中間焊一個吊鉤，這個吊鉤既可以掛藥瓶，也可以掛電風扇，必要時還可以掛花籃。在床頭的柱子上，我焊了一個小小的鉤，這個鉤不掛別的，專掛小收音機，如果我和趙山河上班了，就讓小收音機跟我爸說話。在床的下麵，我焊了兩個小圈圈，一個圈圈用來放尿盆，另一個圈圈到了冬天用來放火盆。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床，但是我把它發明出來了，可惜後來沒去申請專利。當時我不知道這也是發明創造，隻是想讓我爸睡得舒服一些。我爸睡舒服了，也許會原諒我的多嘴多舌，原諒我搶他的工作。
在我做床架的時候，趙山河要我陪她去一趟銀行。一路上，她捏著存折的手都沒有鬆開。到了銀行門口，她沒有馬上進去，而是來回踱步，好像取錢是打籃球，在正式上場之前必須先熱熱身子。徘徊了十幾分鍾，她說：“廣賢，我們分到這麼新的房子，沒有理由把舊家具、舊用品搬進去吧？”還沒等我回答，她又說了起來：“床要新的，衣櫃、電飯煲要新的，沙發和餐桌也要新的，那棉被和枕頭也應該是新的吧？”我本來想告訴她餐桌和床架還湊合著能用，但是她根本沒給我插話的機會，自己接過自己的話頭：“怎麼說我也要把這套房子收拾得像模像樣，讓我們個個住得舒服。再說，我們不是有錢了嗎？哎，廣賢，我怎麼把倉庫給忘記了？我們都有兩百多萬元的資產了，怎麼還把自己當窮人？”這時，她捏著的手才慢慢攤開，那本小數額的存折已經變成了一團紙疙瘩，她把存折壓在大腿上，用手一下又一下地抹，直到把存折抹平，才走進銀行。
我們搬來了大件小件，新房慢慢像個家了，等掛上窗簾，鋪上床鋪，煤米油鹽都備齊之後，趙山河請趙大爺掐準一個日子，我們就把我爸從醫院裏接了回來。我爸的臥室裏安了兩張床，趙山河睡一張，我爸睡一張。我這間擺了一張寬大的雙人床，放了兩個枕頭，床上的用品全是大紅，就像新婚的床鋪。第一次睡這麼上檔次的床，我的腦子像車輪那樣飛轉，怎麼也停不下來，總覺得少了點什麼。
真不好意思，當時我竟然想起了張鬧，我過上了好日子，第一個想起的竟然是傷害自己的人，是不是太沒出息了？但是沒辦法，一看見紅的被子，紅的枕巾，一聞到新布的氣味，我的腦子裏全都是她。我整夜整夜地閉著眼睛想，張鬧有那麼壞嗎？難道小池或者小燕跟我離婚就不分倉庫了嗎？這個世界上除了傻瓜，哪個人不想錢？張鬧也是人，她要買名牌的服裝，買真皮的鞋，買知名的化妝品，想錢也是可以理解的，既然我有兩百多萬元的倉庫擱在那裏，幹嗎還要像窮人那樣跟她算到一分一厘？說實話，那麼多錢我根本花不完，再說錢多也不一定是好事，我爸突然癱倒就是最充分的證據。對於我來說，錢不是當務之急，當務之急是找一個人來暖被窩，不讓這張雙人床顯得那麼寬大、空曠。幾年前我接受不了別人衝著錢來愛我，但是現在都八十年代了，連三廠的老光棍王誌奇都懂得買冰棍、口紅討好女人了，這個世界上哪還有不帶錢字的愛情？如果一半倉庫能換得張鬧真心實意地跟我過一輩子，那金錢就算是做了一回助人為樂。
半夜，我聽到趙山河起來給我爸倒尿的聲音，就從床上爬了起來，把上麵的想法跟她重複了一遍。她指著我的腦門罵：“都三十好幾了，你還像幼兒園的孩子那麼天真。我給你鋪那麼暖和的床，是想讓你快點離婚，把小燕娶回來，給我和你爸弄個胖孫子抱抱，沒想到你竟然還在想那個女妖精，你丟不丟人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