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強大的社會主流或權貴/資本文化，才有新工人群體的幾近群體的“迷失”，也才有新工人群體現在對於自身“文化與命運”的思考、探索與實踐。
在《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裏，我們可以看到無數的新工人個體在城鄉之間奔波勞碌，是一種集體迷失的狀態。但是不幸中的萬幸，我們新工人是人，不管外界冠以我們多麼“優雅”的名號——盲流、農民工、打工仔/妹，撈仔/妹……我們終究是人，是四肢健全、頭腦發達的人，我們終究會思考我們的迷茫、命運，會探討社會的公平正義，會關心關注社會的發展以至人類的進步。正是有這種“本我”——主體性的存在，才有越來越清晰的對於自身“文化與命運”的思考、探討、實踐，也正是基於這些客觀真實的存在，才有了這本《中國新工人—文化與命運》。
這本書在寫作的過程中，呂途老師會經常把進展透露給我，書裏的人物以及呂途老師我也大都熟悉，我想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帶著以下幾點視角去思考可能會對本書有更好的理解。
第一，新工人群體麵臨的挑戰與問題是政策性、製度性因素造成，是社會性問題，不僅是個人或群體問題。之所以把這個放在第一位，是因為很多人會覺得新工人群體問題受教育低、能力差等問題，把社會問題個人化，認為這些問題與自己不相幹。但要知道，親，這世道，誰比誰傻呀！為啥你輕輕鬆鬆有房有車有城市戶口，有些人辛辛苦苦沒房沒車不說，還得睡工棚甚至大馬路？看問題時，我們得有最近幾年政府大力推行的“社會工作”的視角。打個比方，可能不太恰當：一戶家庭被一群匪徒打劫了，不僅成了窮光蛋，精神還受到了很大的創傷，還都被打殘了。一般人可能隻會想到給他們捐款捐物，奉獻愛心；社會工作不一樣，社會工作者除關注該家庭當前急需的醫療救治、物資援助外，還會進一步關心該家庭成員的精神創傷，以及傷殘成員的就業/學問題，修複該家庭的社區、社會關係，增強該家庭的社會抗風險能力。優秀的社會工作者可能還會進一步關注類似這樣的家庭人群以及社會政策改善等，更進一步的甚至會好奇匪徒因何而搶、為何而搶，從而可能發現更多的社會問題……當然，如果有人覺得這戶家庭被搶是合理的“製度”，活該！那就沒什麼好說了。
這樣的認識分歧不僅在其他階層，在新工人群體內部的分歧也是多種多樣的，這一點在《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裏關於公平的討論體現得尤為突出。《中國新工人—文化與命運》裏關於製度的討論不多，但每個人的命運實質上無不受著無處不在的製度的影響與製約。
第二，切忌帶著道德評判的有色標準去看工友們的具體言行。在生活中，我們常常因為某件具體的事情來評判某人道德怎樣、素質怎樣，但我們所看到的和聽到的，並不一定是具體事件信息的全部。比如有些人說工友喜歡隨地吐痰，在某些人身上的確是事實。像我接觸到一個建築工地工友，走到哪吐到哪，不管地麵是否幹淨，我忍了他很久。有一次，實在看不下去了，就提醒他注意衛生。他很羞愧，又有些無奈：“我也不想吐，可是嗓子很癢。在工地灰塵很大，不吐就堵得慌，久而久之，不吐就不舒服。”聽他這樣說，我倒擔心他會不會得塵肺病，對他隨地吐痰的習慣也多了些容忍度。但並不是說，就讚成他的隨地吐痰。
另外，道德標簽化容易讓我們看不到事物的本質。如以前有個當地人對我抱怨新工人素質差，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不愛衛生，到處亂扔垃圾。宥於當時當地特定的場合，我不便反駁，但一直耿耿於懷，借此機會回應有這方麵的認知的朋友：當工友來到一個地方，找工作屢受中介、勞務派遣的坑害，工作強度超大、工資不高又屢受責罵，有些城鄉結合部的居住環境還類似老家的豬圏，在社會上還受二等公民身份的歧視等等，某些時候，想殺人的心都有，還談何歸屬感，咋把暫住地當家園呀？七月份杭州、廣州、長沙公交縱火案的當事人即是有這方麵因素在內的超極端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