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以物質條件為前提才可以尋求感情歸屬這樣的狀況是我們人類一直反抗的東西，因為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是一種悖論。當我們正視自己的內心的時候，我們渴望一種真情：無論是窮是富、無論健康還是疾病，我們依然彼此相愛；當我們麵對現實生活和世俗的物質評價標準的時候，我們扭曲自己的內心並且製造一種合情合理的解釋：貧賤夫妻百事哀，彼此要求物質條件很正常，真情成了第二位的東西，情感自然就不純潔了，隻好讓內心深處的情感歸屬的追求縮小並躲藏起來。
個體困境與群體出路
在蘇浩民身上，我看到了向往的歸宿和痛苦的根源如何糾結地歸為統一，而所有這一切在這個時候都歸結到了回鄉蓋房這樣一個“法寶”上，雖然房子蓋好以後也要空置，雖然房子蓋好以後還將繼續在城市中漂泊。因為出路迷茫， 所以飛蛾撲火一樣地蓋房。
這就是當一個人把破解痛苦的手段和尋找方向的思考隻局限在個體和家庭層次的結果。從表麵上來看，蘇浩民情感痛苦的根源是家庭層麵的問題，但是，如果我們深入思考就會發現，很多問題的根源其實是社會問題。浩民親生母親因為打工所造成的精神疾病並不是母親的個體問題，而是打工者在城市就業場所的保障低下和社會互助網絡缺失的問題；浩民父母的不和睦關係並不是簡單的家庭問題，而是牽涉到賭博這種社會風氣和社會性別關係的問題；浩民在蓋房上所承受的壓力表麵上來自父親和自身，根源上是人與社會關係的問題：如果不蓋房就很難相親成功、如果不蓋房就會在村裏沒有社會地位、如果不蓋房就會被認為很失敗進而失去尊嚴和沒有任何成就感。如果可以在城市找到安全感，我相信絕大多數打工者都不會選擇這種飛蛾撲火般的“臆想的安全感”（見《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但是城市給予打工者的是工作待遇差、居住條件差和高不可及的房價，而這個問題絕對不是靠任何打工者個體可以去麵對和解決的。
所以，蘇浩民所麵臨的處境，就是社會問題靠個體去消化和解決所必然遭遇的困境。在故事的開頭，我談到，我被蘇浩民身上很多閃光的品質所感動，但是，這種局限在提高自身修養基礎上的品質就無法為打工群體找到出路，也無法為社會發展做出貢獻。從個體角度，蘇浩民普通但是不庸俗，而從群體和社會角度，雖不庸俗卻被世俗評價標準所束縛；從個體角度，蘇浩民不求偉大但是絕不墮落，而從群體和社會角度，雖不墮落卻無力反抗；從個體角度，蘇浩民沒有過高的追求但是自尊自愛，而從群體和社會角度，雖自尊自愛卻無法維護自身基本的權益；從個體角度，蘇浩民很迷茫但是絕不放棄自省，從群體和社會角度，這種自省更多的是為了自我安慰。
這些是我從群體和社會角度對蘇浩民的文化反思，但是這些反思絕不否定他作為一個個體的優秀品質，這些普通人的品質是我們的社會不會徹底腐朽墮落的基礎，可惜隻具備這些明哲保身的品質完全無法抵抗社會中興風作浪的黑暗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