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安陽上大學（1994年－1996年）
後來我順利考入了安陽師專（現在的安陽師範學院）藝術係藝術教育專業，是大專，上2年。大學是我非常痛苦、非常迷茫的階段。學校裏的教學很傳統很正統的，不允許唱流行音樂，也不教吉他。隻教鋼琴和手風琴。我們有一個聲樂老師，她人特別好，為了教我通俗音樂，她自己先學唱鄧麗君的歌曲，然後指導我。大學期間我經常逃課。上課2年，我可能逃課的時間有1年半。我利用大部分時間去社會上參加地下搖滾樂隊去了。考試都可以過，突擊就可以。
大學期間是我對音樂走火入魔的階段，其他什麼都不要了。 大一放暑假的時候，我沒有回家。買了一把琴、一箱方便麵，把自己鎖屋子裏，天天練琴、寫歌。然後出去搞樂隊、排練、喝酒。想找到自己的人生價值和意義，就是想反抗、想反叛，但是不知道該反抗什麼，不知道如何反抗。當時，我堅信藝術、音樂可以改變世界。我就認為通過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可以反抗。所以，那時候，家庭、親情都可以不要。每個周末同學都去跳舞，男生本來就少。我從來不去，把卷閘門鎖上，在屋裏自己練琴。好像生命中唯一的就是音樂。
大學畢業頭一年（1996年8月－1997年8月）
1996年畢業之後的一年是最痛苦的一年。在大學期間還有一些自由的空間，可以不顧現實。畢業以後就必須麵對現實了，需要自食其力了。我畢業後回到開封。第一年沒有上班，就在家練琴。我父母當時幫我找了個工作，我不願意去，好像麵試也沒有通過，我父母也沒有逼我。我每天練8個小時琴。有時候也幫我媽媽擺地攤，比如，賣T恤衫，因為賣的時候還是可以自由練琴。在開封又認識了開封的一幫樂隊。還處於走火入魔的狀態出不來。很矛盾、很苦悶。每天處於人格分裂的狀態。每天晚上寫日記，思考我是誰，這輩子怎麼過之類的問題。
大學畢業第二年在中學做音樂教師（1997年9月到1998年10月）
上大學和剛畢業那三、四年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幾年。對比而言，上大學的那兩年還好，可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裏，有樂隊。最痛苦的是畢業後的那兩年。迷茫、絕望、沒有組織。
1997年9月份我才開始上班。我開始懷疑自己腦子有問題，我當時想，別人都可以上班過所謂正常的生活，我為什麼不可以，我就選擇放棄原來的自己了。我在開封四中做了音樂老師。我沒有辦法搞樂隊了。那時候晚上經常失眠，深夜在大街上像幽魂一樣遊蕩。隻有一個說得來的同事，隻有他可以理解我的感受。如果跟其他人說，別人會認為我是瘋子。在辦公室裏，我拿一張地圖告訴他我要去哪裏哪裏，他總以為我是在開玩笑。
1998年10月份我逃離了出來。決定離開的導火索是一次人大代表選舉。我們學校教師比較多，是我們區裏的一個大單位，所以選舉結果比較受重視。其實選誰都內定好了的。我當時特別反感，就和幾個老師商量好一起投票給了一個啞巴。後來，校長追查這件事情，我什麼也沒有說，寫了辭職信就走了。那一年我23歲。
流浪歌手（1998年10月到2010年2月）
1998年10月我到了北京。在地鐵站、街頭、地下通道、大學裏唱歌，偶爾去酒吧唱歌，也偶爾去餐廳和工地給工友唱歌。
1999年3月我去了東北，4月和5月都在東北。我當時認識一個樂隊，他們缺主唱，就找到我，我就跟去了。跟樂隊一起在盤錦待了一段時間，在迪廳、酒吧裏演唱。樂隊解散後，我自己去了秦皇島、山海關，在街頭、酒吧、迪廳唱歌。
1999年6月回到北京。《彪哥》這首歌就是在那期間創作的。1999年6月份，我在北師大附近的一個建築工地認識了彪哥，我當時在那個工地待了三天，每天晚上在工棚裏為工友演唱。彪哥是那個工地的一個工友，剛認識的時候他不怎麼說話，後來熟悉了他就講了他的感受。我非常有感觸，就為彪哥寫了一首歌。歌寫出後在北師大辦了一個民謠演唱會，還請彪哥到了現場，當時第一次唱這首歌，唱完之後，全場起立給彪哥鼓掌。演出後彪哥拉著我的手，在大馬路上我們聊了好久。
1999年7月和8月在河南，我去了鄭州、新鄉、鶴壁。去河南是因為我熟悉那裏，在那邊也有一些同學和朋友。但是，我不想回開封，對開封的那種記憶太痛苦了。在外麵無論多麼艱苦都沒有想過回去，因為回去會更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