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10月和11月在北京
1999年12月份又去了一次東北，去了盤錦，春節是在盤錦過的，除夕在一個酒吧唱歌到淩晨2點才結束，出來時外麵漂著大雪。街邊一群人在打雪仗，我一個人走在街上。然後去了沈陽和鞍山。本來想一直往北走去最冷的地方，但走到鞍山就把我凍回來了。\t
2000年2月份回到北京。選擇留在北京有很多原因。北京高校比較多，學習交流的機會比較多，可以去聽講座，而且在高校演唱，還可以和學生交流。北京也比較包容，比如，在北京街頭賣唱，可能會被當成文化現象，但是如果在其他地方可能會被當成瘋子。當時賣唱是我重要的維持生活的手段，我印了歌詞，自己用錄音機錄了磁帶，邊賣唱邊賣磁帶，那一年我的磁帶《梯子》賣了1000盒，主要是在北京賣出去的，體現了北京在文化上的多樣和包容。
醞釀成立機構（2000年3月到2002年8月）
2000年3月份，我去北京師範大學聽了一個講座，是北師大學生社團“農民之子”組辦的，邀請打工子弟學校校長張歌真宣講他創辦明圓學校的經曆。我第一次知道在北京有很多打工子女的孩子因為沒有北京市戶口上學很難。這些學校沒有體、音、美老師。我當時就報名去做誌願者。第二天我騎個破自行車就去了明圓學校。那天特別冷，凍得很，我沒錢買厚衣服穿，因為我基本上沒有什麼收入。後來也去其他打工子女學校做誌願者，給孩子們上音樂課。
2001年，“農民之子”社團開始對打工子女學校支教，讓我過去給誌願者大學生唱“打工子弟之歌”。在一次活動上認識了“打工妹之家”的人，她們邀請我去參加活動並給工友們唱歌。後來我就常去“打工妹之家” 做誌願者，每周去唱歌。通過“農民之子”社團認識了衛宏，然後認識了劉湘波。劉湘波當時在天津科技大學做老師，帶領學生成立了“新希望社團”。然後又認識了李昌平老師和溫鐵軍老師，當時他們在做《中國改革》雜誌農村版做編輯。
2001年12月的時候，“新希望社團”在天津科技大學旁邊的建築工地搞活動慰問工友，請我過去參加這個活動。那是我第一次在工棚裏麵給工友唱歌，環境很糟糕，但是大家特別開心，像過節一樣。那次的演出讓我產生了創辦“打工青年演出隊”的想法。在這次活動之前我已經認識了王德誌和許多。
回北京後，就跟德誌和許多商量，一拍即合，但是我們並沒有注冊，也不懂注冊的事情。當時的成員還有和王德誌說相聲的搭檔李勇，還有一個拉小提琴的小馬，她在肖家河藥店上班。
2002年勞動節的時候，我們在打工妹之家做活動，是一場針對幾十個工友的演出，就在那時宣布我們的演出隊成立了，是第一次以演出隊的名義來演出。我們演出時有一個破堂鼓， 當時演出隊還有一個成員叫小吳，是工地上的電焊工，他弄了個破三輪車拉著鼓。我和許多騎個自行車。這就是我們的樂隊。
2002年7月和8月，籌備“打工青年文化服務社”。在西北旺租了一個大房間，湊了900塊錢支付了兩個月的房子。創辦服務社是受打工妹之家的影響，通過她們第一次知道了有NGO這樣一種形式。我們也不懂機構注冊什麼的，就是想一起看書、學習、唱歌。我們準備了很多書，一個朋友還捐了幾把吉他。王德誌每天下班就來搗鼓。當時發了一些宣傳頁，準備第二天開業了，派出所打來電話，讓我們帶上各種證件去登記。我們壓力很大，當時收容製度還沒有取消，特別擔心。所以，這個事情還沒有辦成就失敗了。不過，通過這次嚐試我們起碼了解到了工友的需求非常大。當時很多工友聽說這個事情都非常支持。我們當時還做了調查，問工友們如果每個月交10塊錢是否願意，很多工友都說願意。
我們就認識到，如果想繼續做就必須注冊。我們到處籌集注冊資金，後來一位好友慷慨支持，借給了我們3萬塊，其中3千塊算捐贈給我們。2002年11月份我們正式注冊下來，名字叫“農友之家”。當時叫農友之家的原因是考慮到“三農”的背景。到2006年改成了“工友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