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覺得我們的藝術團的活動和創作在文化和價值觀上已經具有自覺性了。已經不再是個體的自娛自樂了，它的目標已經很清楚，是要承載工人群體的文化。我們有高度的自覺性，倡導勞動文化，對抗資本文化。而且它的曆史使命也是要幫助工人、幫助勞動群體獲得文化上的解放。
回顧工友之家在工人文化領域工作，幾個標誌性的事件可以說明機構的發展：2004年第一張專輯的出版；2009年舉辦打工文化藝術節；2010年富士康工友悼念晚會；2012年舉辦打工春晚。
2004年第一張專輯出版之前，我們更多的還是出於一種自在的狀態，寫了一些歌，唱給工友聽。第一張專輯出版以後，有10萬張銷量，迅速擴大了藝術團的影響力。廣泛的媒體報道還有歌曲的傳播，讓我們意識到了藝術團的社會性質。用第一張唱片的版稅收入我們創辦了打工子弟學校，這是我們整個機構發展一個轉折點。所以這張唱片無論對藝術團，還是對工友之家，還是工人文化在社會中的影響力來說，都是一個裏程碑性的事件。
2009年的打工文化藝術節是全國範圍內第一次有規模、有組織的為打工者辦的藝術節，而且目標非常明確，提出了“自己搭台自己唱戲”、“建立工人文化”、“建立勞動文化”等口號。到2012年為止已經辦了三屆，這已經成為近代工人文化建設過程中非常重要的曆史事件。而且它也在社會各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我們的文化藝術活動對政府和學者也產生了影響力。來自中央黨校、社科院等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專門到我們這裏來做案例研究。這也給其他勞工NGO團隊很大的鼓舞，很多團體參加了藝術節之後就加強了工人文化的工作，比如成立各種文藝小組、工人樂隊等，把社區文藝工作作為機構工作的方法之一來做。
富士康事件是整個中國社會轉型的重大曆史事件，它標誌著中國靠原始積累血汗工廠的曆史階段已經發展到了一個頂峰，這才會導致那麼多工友絕望，用犧牲自己生命的代價來進行抗議。在這個時候，我們能夠看到聽到的隻有主流文化，聽到的是官方和資方的聲音。媒體的聲音基本上都是站在政府或者資方來說的，聽不到工人自己的聲音。老板說工人因為年青，所以心裏脆弱，或者從風水上找問題。政府這個時候甚至是不說話，不認為自己有什麼責任。在這個時候我們舉辦了一場悼念富士康死難工友的晚會，我們這場悼念晚會完全是自發的。一些工人寫了詩歌在現場朗讀，現場每個參與者、朗誦者都很悲憤，那是工人之間的階級情感。當時受很多限製，所以雖然對活動現場進行了全程拍攝，但是沒有進行傳播。雖然它影響力沒有那麼大，但是我覺得這是個有高度階級覺悟的文化活動。
討論：每個人都是由個人經曆和社會環境共同塑造而成的
在孫恒創辦北京工友之家之前，可以把孫恒作為個人進行分析和討論，但是現在，如果脫離北京工友之家的工作來討論孫恒就失去了意義。在討論的前兩個部分，對孫恒的個人成長進行了分析。首先，任何一個人的成長都是在個人經曆和社會環境的雙重作用下完成的，孫恒也一樣，在這樣的成長過程中，一個人所經曆的曆史階段都對這個人產生深遠的影響；其次，同輩人都經曆了同一個曆史階段，或多或少受這個曆史階段的影響，但是人與人之間的選擇卻非常的不同，不同的人成為了不同類型的人。為了分析這一過程，這裏選擇了個體性格和社會性格的分析框架。所要強調的是：什麼樣的人才可能成為反抗主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