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不要簡單相信市場。市場讓我們失去自由。弗洛姆論述道：“工人在勞動力市場上被迫接受市場提供的工資水平；他不得不接受市場的條件，否則他就無法生存。所以，所謂個人‘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虛幻的。個人隻知道沒有什麼外部力量迫使他簽訂某些契約，他卻不太知道，在他背後，市場規律在起著作用。因而，他認為自己是自由的，雖然實際上他並不自由。”我在《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一書中詳細描述了工人工作的情況，大多數工人的流動性很大。我在台資廠的車間打工時了解到，產線上幹得最長的是兩個30多歲的女工，幹了兩年多，而多數隻幹了幾個月。工人流動性如此之大，看似有流動的自由，其實隻有“不幹這份工作的自由”，換來的隻是必須去幹下一份大同小異的工作的不自由。
市場讓社會失去道德和人性。資本和市場就是要扭曲和挖空人的善惡觀念。就如同弗洛姆說的：“如果市場和契約可以約束人們之間的關係，那麼就無需知道是非善惡了。”資本在所謂自由市場的幌子下大張旗鼓地做所有有違道德的事情，卻顯得合理合法。弗洛姆[ 同上]（pp75）論述道：“剝削不再是某個具體的人的行為，剝削者在某種程度上隱身了。是市場規律強迫一個人為了僅能糊口的工資而工作，……沒有人該對這一切負責，沒有人有罪，也沒有人能改變這種情況。”比如，當工友在工作場所得了職業病，如果要追訴責任人，他得自己去醫院證明自己的病症，然後，如果老板不承認，他得去勞動仲裁或者法院才能申訴自己的權力。市場和契約在法律的保護下，失去了人的麵目，失去了最基本的道德。
市場讓個體／工人失去了力量。在市場之中，人被割裂成一個個個體，一個個和企業簽約的勞動力。人們靠競爭生存，適者生存。人們靠成就感獲得滿足感，比別人強才能得到認可。市場讓人相信，不需要依靠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和情感而生存，隻需要依靠機會和技能。如果一個人在市場中受到侵害，他需要的是訴諸法律，如果法律不能幫助他／她，那麼就沒有辦法了。在市場的力量下，政府不再成為人民福祉的責任人，社會也不再是人生活的世界，而是商品銷售的領地，人被簡化成了勞動力和消費者。在市場的強大的、無形的控製下，個體人沒有了團結的空間、失去了團結的力量。
（4）中國需要獨立自主的發展模式。李昌平老師論述了“‘中國拐點’和發展中國家自主性”的關係：“獨立自主的關係在全球一般製造業的‘中國拐點’出現之後，不僅中國，幾乎所有加入到全球一般製造業梯度轉移進程的發展中國家都不得不落入‘出口導向工業化陷阱’高投入、高消耗、高汙染、高（出口）依賴、高外儲、高（輸入性）流動性、高通脹、高分化（階層和地域等兩極分化）、高風險（經濟風險、社會風險）；低糧價 （低糧價擠出農民工）、低工資、低保障、低人權、低城市化率、低內需、低穩定。這‘九高七低’可以概括為四句話：①發展簡化為消耗資源換美元的過程；2、發展經濟的目的逐步異化為滿足發達國家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3、經濟增長陷入美元依賴和發達國家消費（市場）依賴；4、資本追求美元積累的代價由國內民眾消化。”那麼結論是，中國一定要發展獨立自主的產業和經濟模式。
全球化在極大程度上是資本的全球化。如果是為了勞動者和人的根本利益，那麼世界範圍的互通有無、互相促進自然是非常理想的。但是當全球化隻是為了資本更方便地掠奪廉價勞動力、掠奪資源和市場的時候，資本橫掃之後的地方留下的是窮人更窮、富人更富，是建設在沙漠上的繁華，這已經可以在東莞和深圳的某些工業區看到端倪了。
（5）追求以“人”為中心的發展。我們好似陷入了一種“不得不”的漩渦中，在這個漩渦裏我們深信，隻要掙到了足夠的錢，一切就好了。但是，我們會發現，我們的收入永遠趕不上物價的上漲；我們的收入永遠趕不上商業化製造的消費欲望；城市發展了，但是住在城市裏的人越來越買不起房子、租不起房子；醫療發展了，但是很多打工者無法享受醫療服務，受了工傷得不到很好的醫治和賠償；教育發展了，但是我們教育的目的迷失了，考不上大學就好似沒有了前途，大學畢業也沒有所謂的好工作在等待；我們的生活好似很繁華，我們的環境肯定是越來越差。這一切種種都讓我們迷失，同時又好似有無盡的前途／錢途在等待著我們。這一切都是資本邏輯在作怪，當然資本不是自己在發揮作用，而是通過權力、通過被資本驅使的腦力和體力勞動者達到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