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保證七大開會時的安全以及保密，中央曾勘選過幾次會址。第一個會址選定在了安塞縣的李家塔。1939年冬，中央動用三個自衛軍的力量，耗時四個月左右，在李家塔修建了一個可容1000人左右的禮堂和300多個窯洞。但後來這裏發生了山體滑坡，李家塔禮堂和幾百個窯洞也就放棄了。
1940年5月，任弼時、李富春、王首道等乘車前往安塞真武洞為七大勘選新的會址。但真武洞地方窄小，離延安較遠，居住供給難以解決，隻好放棄。隨後，又將會址選在了保密條件好的棗園後溝，並在那裏修建了禮堂和窯洞，以供開會和代表居住。但棗園後溝地方狹小，條件較差，溝裏隻有一口水井，沒有足夠的水源，也無法容得下那麼多的代表，所以，又放棄了。鑒於當時各地來延的七大代表都集中在中央黨校，與楊家嶺僅隔一條延河，如果把七大會址定在楊家嶺，七大代表隻要每天來參加大會即可，食、住、行不存在任何問題。加之1941年冬楊家嶺原有的一座禮堂在火災中燒毀，中央決定在楊家嶺新建禮堂，即中央大禮堂。
中央大禮堂建於1942年春，為木石結構，由楊作材設計。禮堂坐北向南，中間是主廳，可以坐1000人左右，東邊是一個小會議室，西邊為3間房子。主廳的舞台東側的樓上樓下各有一個化妝室，建築物的前麵有個塔樓，塔頂上有根旗杆，可以從正廳上走過去插旗。修建大禮堂時全部就地取材，所用的吸音材料是當地老百姓通常使用的炕氈。這裏需要說明的有三點，一是中央大禮堂正門上方的圖案，一個大的紅五星，中間有“1940”字樣，周圍是幾個大格子，表示禮堂建於1940年。其實這個圖案是延安魯藝為李家塔禮堂設計製造的，但當時並未使用，就將它用在了中央大禮堂。因此，“1940”並不是中央大禮堂的修建年代。二是禮堂後門外的一個石柱式，當時工匠采下一塊巨石，楊作材按照希臘建築風格，將其設計成像一個少女的手臂，叫做艾柯尼卡式立柱。三是禮堂大梁的石拱建築，由於當年無大型吊裝設備，在建石拱時，先用木料做支架，然後用滑輪將一塊塊石料吊起拚砌而成。經過設計人員的精心計算，建石拱用的石料和做支架用的木材都用完了，沒有造成浪費。中央大禮堂是延安時期建築的傑作。隨著七大的召開，中央大禮堂成了一座曆史的豐碑。
七大的思想準備
七大的思想準備可以說是從1941年下半年開始的。從這一年的下半年起中央著手收集《六大以來》的曆史資料，目的是為召開七大準備材料。這一工作最初由任弼時負責，因工作量太大，中央後來又決定由陳雲、王明、王稼祥、洛甫、鄧發等人分頭負責收集，並限定11月底完成。但由於各人工作繁忙，難以抽出更多時間進行這一工作，不久，中央又決定中央秘書處承擔六大以來的曆史文獻的收集工作，由毛澤東負責督促與審核。
中央秘書處每收集到一份材料，即送毛澤東審核，審核完畢後送印刷廠排印。在審核六大以來的曆史文獻的幾個月中，毛澤東深切地感覺到主觀主義對黨的領導機關的嚴重危害。中國革命的前程幾乎被“左”傾路線所斷送。然而，黨內卻對此缺乏清醒的認識，即使在黨的高級幹部中，至今還有一些人對這條“左”傾錯誤路線缺乏正確的認識，甚至根本否認有過這麼一條錯誤路線。在這樣一種思想狀態下，要成功召開七大是不可能的。為了確保七大開得成功，毛澤東認為有必要首先在黨的高級幹部中展開一個學習和研究黨的曆史運動，以提高高級幹部的路線覺悟，統一全黨的認識。為此，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建議，於1941年9月作出決定，將六大以來的曆史文獻彙編成冊，供高級幹部學習與研究黨史之用。此後，毛澤東開始《六大以來》的分類編輯工作。年底，《六大以來》正式出版。這本書對黨的高級幹部認識六大以來黨的曆史起到了啟發思想的作用，使大家認識到蘇維埃運動後期黨的領導機關確實存在著“左”傾錯誤。在大量曆史材料的麵前，個別原先不承認犯了“左”傾錯誤的同誌，也放棄了自己的觀點，承認了錯誤。1942年初，毛澤東又著手編輯《六大以前》。同年10月，《六大以前》在延安出版。1943年8月毛澤東在《六大以來》和《六大以前》兩本書的基礎上開始選編《兩條路線》一書。《兩條路線》分上下兩冊，於10份出版後成為黨的高級幹部進行路線學習的主要材料。這三本書自然也成了黨整風的基本思想武器。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即九月會議），討論黨的曆史上特別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路線問題，批判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拉開了中央領導層整風的帷幕。先後出席會議的政治局成員和列席會議者共23人。毛澤東在會上作了主題報告，張聞天、博古、王稼祥、任弼時等作了自我批評。王明不僅不作自我批評，還聲稱要到共產國際去告狀，10月中旬後，他又一直稱病，不再參加中央會議。但與會者對1932年到1935年間的中央路線的認識趨於一致，也就是說，這次會議初步統一了中央領導層的思想，為下一步的整風解決了認識上的前提。在會議期間，中央發出了“關於高級學習組的決定”，規定高級組的設置在部隊到師、軍區或縱隊一級，在地方到區黨委或省委一級，延安及各地高級組統歸中央學習組管理和指導。中央學習組以中央委員為範圍，毛澤東任組長，王稼祥為副組長。會議結束後，毛澤東花費很大精力對高級幹部的學習進行安排和指導。這樣，從1941年冬季開始，黨的高級幹部的整風學習在全國各地普遍發動起來。當時在延安高級組學習的幹部達300人。
由於中央幾次作出召開七大的決定，因此從1940年起即有七大代表陸續抵達延安。到延安後，代表集中在中央黨校的一部、二部學習。1941年“九月會議”之後，整風學習首先擴大到七大代表。在學習研究和討論黨的曆史中，七大代表對一些曆史問題的認識存在嚴重分歧，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如何看待曾向敵人作過假自首的黨員這一問題，七大代表爭論的相當激烈，意見很不統一。一些人實際把矛頭指向了劉少奇。劉少奇在領導北平地下黨的工作時，為了保存黨的實力，曾經允許一些黨員假自首。不過仍有堅決不履行“自首”手續的同誌，直至獻出寶貴的生命，而假自首的人一直健在。代表對此爭論不休，直到毛澤東說“假自首的仍一概承認是黨員”，意見才得以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