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hgt李忠全
中共中央黨校，是為我黨培養高級幹部的主要場所，是運用馬列主義教育黨員幹部的重要陣地。從1935年冬黨校恢複，到1947年3月撤離延安，曆時12年，為我黨培養了成千上萬的領導幹部，對中國革命做出了巨大貢獻，在黨的曆史上起過重大的作用。今天，學習和研究我黨創辦黨校的曆史，對於貫徹黨中央“要把黨校辦成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堅強陣地，辦成恢複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的模範”的指示，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中央黨校概況
1935年10月，黨中央和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經過二萬五千裏長征勝利到達陝北。當時，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國內階級關係和政治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黨中央為適應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及時召開了瓦窯堡政治局會議，製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毛澤東同誌說：“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因此，有計劃地培養大批的新幹部，就是我們的戰鬥任務。”為此，黨中央於1935年冬在瓦窯堡（今子長縣）恢複了中央黨校。
中央黨校於1933年3月10日在江西瑞金成立，初名“馬克思共產主義大學”。學製分為兩月、四月和半年，設有新蘇區工作人員訓練班，黨、團、蘇維埃、工會工作班和高級訓練班3個班。開辦一期後，由於長征開始，暫時停辦。到了瓦窯堡恢複時改為中央黨校。中央黨校的第一任校長是任弼時，副校長董必武。在瓦窯堡恢複時董必武任校長，開辦兩期後因為東征暫停招生。1936年5月回師河西後繼續招生。
1936年7月，黨校遷保安（今誌丹縣）住在任家坪一帶。10月又遷定邊縣，住在一所職業學校裏。“在這裏中央黨校成立了少數民族班，廖誌高任班主任，天寶任班長。黨中央十分重視培養少數民族幹部，此時少數民族班已有藏、彝、苗、回等族學員。”1937年初，中央黨校遷往延安，住城東橋兒溝。此時，董必武同誌調離，李維漢同誌接任校長。
抗日戰爭開始後，黨員數量得到迅速發展，新老幹部都有一個重新學習的需要。為了適應這種情況，黨中央在延安先後開辦了各種幹部學校，如抗大、陝公、魯藝、女大、延大、民族學院、日本工農學校等。這時，中央黨校的規模也逐漸擴大，學員發展到11個班，1000餘人。1938年3月政治局會議後，康生接任校長。這時根據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了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問題、黨建四個研究室，黨校機構逐漸健全。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後，陳雲同誌接任中央黨校校長，謝覺哉任副校長。由於學校班次不斷增多，校舍條件所限，黨校於1939年初由橋兒溝遷至延安城北小溝坪（今延安師範住址）。
在這裏，中央黨校在各個方麵比從前更加完善，班次增多到50個，校舍、設備也較齊全，使學員有了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1941年年底以前，主要是訓練黨的區、縣幹部和青年知識分子。共畢業3000多名，有力地支援了抗戰。
1941年12月27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共中央關於延安幹部學校的決定》中規定：“中央黨校為培養地委以上及團級以上具有相當獨立工作能力的黨的實際工作幹部及軍隊政治工作幹部的高級與中級學校。”並明確規定：“中央黨校直屬中央黨校管理委員會。”這時，陳雲同誌調中央組織部，鄧發同誌接任校長。“黨校管理委員會由鄧發、彭真、陸定一、王鶴壽、胡耀邦5同誌組成。”
1942年2月1日，中央黨校舉行了開學典禮，毛澤東同誌作了《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揭開了全黨整風的序幕。整風期間，黨校先後曾兩次進行改組：2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關於黨校組織及教育方針的新決定》，“決定中央黨校直屬中央書記處，政治指導由毛澤東負責，組織指導由任弼時負責，日常工作由鄧發、彭真、林彪組織管理委員會管理（原管理委員會取消）。鄧發任校長並主持校務會議，彭真任教育長並主持政治教育會議，林彪主持軍事教育會議。黨校的整風學習由彭真負責。”
黨校秘書長黃火青，教育主任張秀山，副主任劉芝明、楊獻珍，校務部長胡鬆，副部長牟澤銜。此外還有總務處，武能光任處長。
1943年，全黨普遍整風結束後，為了準備高幹會總結黨的曆史經驗。“3月20日，中央作出《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規定在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之下，設立宣傳委員會與組織委員會，中央黨校歸宣傳委員會管理。鄧發調任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毛澤東兼任中央黨校校長，彭真任副校長。”改組後，中央黨校以後擴大為6個部。每部各有培訓重點。
一部為原黨校基礎，是地委、旅級以上幹部（多為高級幹部和七大代表）。主任古大存，副主任劉芝明，住小溝坪；二部是以女大為基礎，為地方中級幹部和軍隊團級幹部，主任張鼎丞、副主任安子文，住王家坪；三部以中央研究院為基礎，以知識分子和文化人為主，主任郭述申，副主任張如心，住蘭家坪；四部是以軍事學院為基礎，多為工農老幹部，主任張啟龍，副主任程世才，住大砭溝；五、六部是以西北局黨校為主，五部以陝甘寧邊區縣級幹部為主，主任白棟材，副主任強曉初，住七裏鋪（滑石砭）；六部是從敵後和國統區來縣、區幹部和青年知識分子，主任馬國瑞、副主任穀雲亭，住馬家灣。中央黨校校部仍設在小溝坪。
1947年3月，蔣胡匪軍侵犯延安，中央黨校由小溝坪撤離，隨中央轉移。在安子文同誌帶領下過黃河經五台去太行，黨校工作暫告結束。
二、中央黨校是怎樣培訓黨員幹部的
中央黨校作為培養黨的各級領導幹部和對廣大黨員進行馬列主義教育的學校，它不同於其他幹部學校的教育。盡管學員都是黨員幹部，但由於戰爭環境的需要，有些同誌雖然入了黨，但並不知道什麼是無產階級思想，什麼是共產主義。廣大黨員對黨無限忠誠，對革命事業滿腔熱忱，但由於缺乏馬列主義教育，腦子裏還有許多非無產階級的思想。特別是一些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黨員，往往表現出在政治上左右搖擺，思想方法上主觀片麵，組織紀律上自由散漫的弱點。因而易被教條主義所利用，成為它們的俘虜，這種情況在延安當時極為嚴重。正如毛澤東同誌所說：“有許多黨員，在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並沒有完全入黨，甚至完全沒有入黨。”
麵對著黨員思想上存在的這些實際問題，怎樣進行教育和提高他們呢？黨校采取了多種多樣的方式，有步驟、有目的地進行培訓，使廣大黨員幹部真正成為黨的各級領導骨幹。
（一）學習理論與改造思想相結合
第一，明確培養目標，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學員頭腦。
我黨成立以來，由於立即投入轟轟烈烈的革命鬥爭，對於廣大黨員幹部的馬列主義學習和教育注重不夠，加之後來批教條主義，又使一些人輕視理論的學習。中央黨校開辦後，由於每期時間短、入學人數少，加上開設課程多（有哲學、政治經濟學、聯共黨史、中國問題、軍事課和文化課、馬列主義等）。黨員在較短時間內掌握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但中央黨校開辦以來，培養目的是明確的，從始至終都強調一定要學好理論。在江西的第一期時，就明確規定教學的宗旨：“其目的是要用馬列主義武器來武裝同誌們的頭腦。”在延安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同誌又強調指出：“我希望從我們這次中央全會之後，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看誰真正地學到了一點東西，看誰學的更多一點，更好一點。”因此，1940年2月15日，《中央關於辦理黨校的指示》中，強調“各級黨校的基本任務是以馬列主義的理論與實際來教育幹部，而來校幹部的基本任務也就是學習”。中央黨校特別注意對學員加強理論學習和研究，後來的實踐證明黨校這樣的做法是正確的。
以中央黨校1942年開設的課程為例，就可以看出對學習理論的重視。除了開設哲學、政治經濟學、聯共（布）黨史外，僅馬列主義課一項要占所有學習時間的23%，將近四分之一。為了加強講授，除專職教員外，還請在延安的中央委員和專門學者講課。如毛澤東同誌給黨校學員講授哲學，範文瀾、艾思奇等為各種專門課程的教員。黨中央1940年又規定5月5日馬克思生日為學習節，總結每年的經驗並舉行獎勵。因此在延安，曾掀起了一個學習馬列主義的熱潮。中央陸續出版印發了許多馬列主義原著，有力地配合了教學。特別在延安整風運動開始後，黨校給高幹規定了學習內容，馬列主義原著學習更多。如：《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共產主義運動中〈左派〉幼稚病》等。開始學習時，好多同誌都感到吃力，還有些同誌坐不下來，認為前方打仗，讓他們坐下學習，一時想不通還鬧情緒。黨校采取了各種措施解決學員思想問題，加強理論的學習。如請譯書翻譯講背景、開設文化課照顧水平低的同誌。毛澤東同誌說：“我黨中央現在強調工農幹部學習文化，因為學了文化以後，政治、軍事、經濟哪一門都可以學。否則工農幹部雖有豐富經驗，卻沒有上升到理論的可能。”同時為了幫助學員學習，黨校定期出版《學習報》，由陸定一同誌主編。引導學員領會馬列原著中的精神實質。經過同誌們的刻苦努力，終於達到了預期的目的。現在許多老同誌回憶起這段曆史時都深有體會地說：要說真正地學習了些馬列主義，那點老底子就是在延安中央黨校學習時打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