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秋，中央黨校擬定了一個自建大禮堂的計劃，“自己設計，自己施工：木料到山上去砍，石頭去開山，火磚自己打。10月2日動工，一個多月就建成。（這座禮堂麵積共40平方丈，樣子為平屋假樓式，長10丈，寬4丈，共10間，6個門，20多個窗，可容1000人）。”禮堂內沒有固定座位，聽課時自帶小凳。毛澤東同誌《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等報告就在這座禮堂裏作的。後來因學習人數增多，改作黨校的食堂。
“1943年，他們僅用了100天時間又修起了一座可容2000餘人的大禮堂（平麵丁字形，正麵10丈，全長13丈，總麵積9100平方米），共節省工料費9933000元。”就在這座禮堂即將建成時，黨校領導請毛澤東同誌題個字，毛主席在棗園書寫了“實事求是”4個大字，鑲嵌在禮堂正麵的牆壁上，成了黨校全體同誌的座右銘和黨校的宗旨。從此，黨中央的許多重大活動都在這裏舉行。毛澤東同誌在這裏作過《學習和時局》《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等報告。
中央黨校在勤儉辦校方麵的事跡是多方麵的，除自建大禮堂外，還辦起修理鋪。從1943年1月起到9月底，修焊了全校汽燈、水壺等用具，並製作了許多東西，如銅印、墨盒、三咀燈、水箱、刀子、鎖子、縫紉機、紡毛線筒及噴壺等，共計修焊了9666件，且對外做生意，賺錢26398元。修理鋪李全孝同誌自製成一種自開鎖，在中直、軍直第二屆展覽會上受到稱讚。又因為沒有時鍾，上課學習不便，黨校人員就用石頭製成一個石日晷，以便看太陽影子，測定作息時間（此晷現展出在延安革命紀念館）。這些活動，不僅增加了收入，更重要使他們在思想上樹立了艱苦奮鬥的作風。
第二，貫徹生產勞動的好精神。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進攻、國民黨反動派對陝甘寧邊區的包圍封鎖，加之自然災害，造成了邊區極大的困難。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發出了開展大生產運動的偉大號召。要求自己動手，克服困難，生產自給。當時中央黨校糧食、油鹽不足，蔬菜每人每天隻有半斤。冬天來了，每人發給3斤羊毛代替棉絮。就在這樣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學校領導向全體學員傳達了黨中央、毛主席“自己動手”、“生產自給”的指示。從1939年起就投入到大生產運動中去。黨校於生產運動中先後開辦了3個農場和十幾個手工作坊。從而克服了困難，節省了開支，改善了生活，保障了教學。
黨校的大生產運動搞的轟轟烈烈，出現了不少動人事跡。五部500百多名同學上山開荒在延安很有影響，因為這批同學大部分是知識分子，從來沒有開過荒，有人過去都沒見過山，而他們的生產熱情卻非常高，雖然手上打起了許多水泡，也不叫苦。有些同誌還偷偷地組織自願開荒隊，利用休息時間，在人看不見的地方繼續進行著開荒生產。後來生產運動深入發展，黨校南泥灣農場1943年就收細糧700石。為了冬季取暖，學校動員了一些勤務員、通信員、炊事員等組織起燒木炭隊。三個隊吃住在野外，兩個月燒木炭70萬斤。特別是第二隊創造了全邊區生產運動中燒木炭的奇跡，最大炭窯可容2000斤，最大的一塊木炭160斤，一個中等的也120斤。在送往邊區生產展覽會途中，不慎將大塊的摔碎，120斤的也成為展覽會上的冠軍；同時組織運輸隊馱鹽，每馱獲利2000元；此外還開設豆腐房、養豬場、木料場、製煙廠、縫紉組等小型手工業作坊。1942年就達到了糧食基本自給，副食自給有餘。1942年種菜300畝。種菜能手黃立德成為全邊區公認的勞動模範；學員巨秀林一年生產糧食6石。總之，中央黨校全體學工人員，自投入生產運動後，1942年就收入將近40餘萬元，連同商業收入共可達近百萬元。1943年又擴大種菜300畝，收菜75萬斤，飼料4005石；1943年還收煙葉3萬斤，收入達181.8萬元；工作人員又種麻籽和黑豆300畝，使每人每天平均7錢油，3兩豆腐有了可靠保證。中央黨校的生產運動搞得好，受到黨中央的嘉獎，還被評為中直機關的模範。
第三，厲行節約的好作風。
黨校初到陝北時，當接到中央政府關於節省糧食的命令後，立即召開黨的活動分子會議，討論節省意義與實際節省辦法，作出了四項決議：
一、每人每天節省糧食一兩交公家。
二、每星期日派宣傳隊到鄉村向群眾宣傳節省糧食，把餘糧借給政府。
三、要求本校工作人員與全體學員，凡是家在蘇區的同誌，都寫信動員家裏節省糧食借給紅軍。
四、健全經濟委員會工作，嚴格檢查，消滅浪費現象，並發動全體同誌參加菜園的耕作，多種瓜菜。
當時由於生產自足，豐衣足食，也出現過一些浪費現象，但很快就得到了扭轉。1943年1月至4月，全校節省糧食64石5升6合；兩月節約石炭4119.5斤。
（三）學習理論和做群眾工作相結合
中央黨校自從成立後，就明確規定學員在校學習要和社會發生密切的聯係，讓學員下鄉宣傳黨的方針政策，認真做好群眾工作。比如在江西時，學員在學習期間，就開展慰勞紅軍、募集公債、動員群眾參軍、幫助烈軍屬勞動、為戰士打草鞋、組織宣傳隊深入基層進行宣傳等活動，將黨的方針政策給群眾宣傳，同時聽取群眾的反映和要求。
到陝北後，在教學安排上，就專門規定：“為密切黨群關係，學工人員要經常幫助當地群眾勞動，辦冬學、識字班。”此外，“在延安時，還專門派幹部到隴東、關中、三邊幫助群眾開展冬學”。
黨校在瓦窯堡時，學校工會班利用星期日派一批學生到離校十幾裏路的高莊和楊莊去幫助紅軍家屬鋤地。老鄉感動地說：“這是第一次見到對紅屬這樣的優待，過去我們受白匪壓迫，不敢說是紅軍，以前你們來的時候，我們也不敢立刻說實話，這是因為我們不了解你們有這樣好，而今天我們不怕了。”
黨校每走一地都不忘記做群眾工作，通過幫助群眾勞動來宣傳黨的方針政策，並和當地群眾建立了密切的關係。至今延安廣大群眾還流傳著：“中央黨校好作風，幫助群眾常勞動，不要工錢不吃飯，還給我們搞宣傳。”
中央黨校俱樂部經常對外開放。每逢過年過節，凡舉行文藝晚會，都請周圍群眾來觀看。他們為了活躍群眾生活，擴大宣傳，還專門組織了文藝宣傳隊下到農村為群眾演戲劇、秧歌。比如《逼上梁山》《俄羅斯人》等劇的演出很受群眾歡迎。
通過以上各種方式更加密切地聯係群眾，使群眾更加了解我們黨和黨的各項方針政策，也使學員得到鍛煉和提高，學會了做群眾工作。在動員群眾參加抗戰中起到積極的作用。
中央黨校在延安雖處於極端困難的時期，但在教學、生產以及群眾工作等方麵卻做出了顯著的成績。延安整風運動中成為全黨學習的典型，大生產運動中是中直機關的模範。為我黨的思想建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為樹立黨的三大作風做出了示範，為加速抗戰勝利和奪取全國革命勝利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礎。
從1933年成立起到1947年3月撤離延安，13年裏中央黨校為黨培養了大批的領導骨幹，成為我黨建設事業發展中極為光輝的一頁。
rihgt（作者：陝西省社科院文史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