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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甘邊及陝北紅軍在創立初期，通訊工作主要靠人力通信。尤其是兩支紅軍間的聯絡，非常困難，時常貽誤戰機。1935年春，兩支紅軍彙合後，每個團設通信員一人，師設通信班。為了讓傳達信息的通信員能迅速準確地找到指揮崗位，師團連駐地的大門上都插有不同型號的紅旗作標誌。在作戰中，主要靠通信員以口述方法傳達命令，夜間則以點火為號，通信極為不便。至於各遊擊區之間，經常很長時間無法聯係，基本上是獨立作戰。1935年5月，紅二十七軍解放延長縣，延長油礦電台台長吳澤光攜帶電台參加紅軍。從此陝北紅軍有了第一部電台。電台設在西北工委所在地延川永坪鎮上。
吳澤光，廣東潮陽人，大革命時在汕頭中學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四·一二”後與組織失去聯係。19歲考入上海無線電學校，畢業後曾在商船電台工作。22歲時又考取交通部報務員，先後在安徽蕪湖、浙江定海電台工作，1934年任延長油礦電台台長。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5年10月，紅十五軍團在嶗山、榆林橋戰鬥中，繳獲15瓦電台一部，報務員申光、李益民、楊育高等都參加了紅軍，從此有了第二部電台。以後由李益民帶領一部電台隨徐海東到達前方，但未正式與後方通報。
中央紅軍到達陝北不久，在直羅鎮戰鬥中又繳獲電台兩部，常茂林、孔文甫、郭延廷等參加了紅軍。
據中央軍委三局1944年的《通信工作曆史總結》記載：“中央到達陝北時期的電台配屬情形：中央帶來了5個電台，陝北已有3個……熟練報務員：隨中央來者23人，另有見習生4人（後調到通校補習），陝北原有者6人，直羅鎮戰鬥俘4人。機務員：隨中央來者3人，另有機工2人（後改學報務），陝北原有1人。”
1935年11月，從共產國際回國的張浩在陝北找到了黨中央，並帶回了密電碼，此後，黨中央同共產國際的聯係得以恢複。
1936年2月，經王諍、陳士吾的努力，用插叫的方法與二、六軍團溝通了聯係，通過電台告知尚在貴州境內的二、六軍團，黨中央及中央紅軍已到達陝北。1936年2月，紅軍東渡黃河，進行了75天的東征。通信工作保證了任務的完成。
1936年6月，紅十五軍團在西征中於鹽池一帶消滅了馬鴻逵一個騎兵營，繳獲電台一部，葉運章、範元紀、鞠文奎等參加了紅軍。
1936年10月，紅一、二、四方麵軍在甘肅勝利會師。據《通信工作曆史總結》記載：“隨二方麵軍來的有聯絡台6個，新聞台1個，報務員21人。隨四方麵軍來的有聯絡台5個，新聞台1個，報務員23人，機務員5人，不久又來報務員11人、機務員2人。共計聯絡台11個，報務員54人，機務員7人。”至此紅軍電台總數已達20多部，能獨立工作的無線電報務員100多人。
無線電通訊在對楊虎城、張學良的統戰工作中，在西安事變中，都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1935年5月，陝北紅軍有了第一部電台以後，時常抄收國民黨中央社的新聞，供領導參考。後來根據吳澤光的建議，於7月在西北工委的所在地延川永坪鎮成立了第一個無線電訓練班。
陝北紅軍無線電訓練班第一期於1935年7月開學，1936年1月畢業。訓練班負責人兼教員隻有吳澤光一人。學員是由紅軍中選調的青年戰士，條件是：年齡在17-23歲，黨團員，有一定文化程度。當時陝北隻是在綏德和榆林有中學，不可能招收到文化水平較高的學員。第一期學員共4人，他們是景生智、張振文、王精銳、李潔奎。
第一期尚未結束，西北工委又決定從陝北根據地各地區再選調一些人員到訓練班學習。因為多種原因，第二期隻有劉克東、薛希仁、馬鶴鳴3人。1935年11月開學不久，紅二十五軍的10名學員也加入到訓練班學習，於是便於第二期合並。這10名學員是：蕭永昌、顧光澤、徐思鐸、宋永華、彭紹坤、張富廷、楊發科（楊傑）、潘和宴、廖少權（廖輝）、陳生貴。第二期學員於1936年3月畢業，這一期中的劉克東、顧光澤、徐思鐸3人學習較快，隨第一期畢業。
當時訓練班隻有一部15瓦電台和一個蜂鳴器，主要學習內容是收發報技術、通報英語、簡單電學知識及政治課。訓練收發報技術時，由吳澤光口讀電碼，大家抄收。訓練發報時，因電鍵不夠，學員隻好用手指代替電鍵進行練習，有時用蜂鳴器給大家聽聽聲音。
到第二期時，計加貴、常如鬆、賈鶴令、申光、方健華、李益民等先後到訓練班任教。從這時起有了半年製的訓練計劃，比第一期較為正規。學員畢業時，也有條件上電台實習，分配到電台工作後，很快就能獨立操作。
關於這一段情況，劉克東在回憶中說：“吳澤光同誌參加紅軍後，電台就架在延川縣永坪鎮的一個坡上的窯洞裏。我家離永坪鎮隻有20裏。劉誌丹同誌考慮到今後紅軍要建立無線電通訊，必須先培養技術人員，於是通知各縣抽調有文化、政治上可靠的青年到訓練班學習無線電技術。我當時16歲，是團員，上級規定從延川縣選調一名，我願意參加，其他條件具備，經批準，我就到了訓練班，從此走上了無線電的崗位。我參加這一工作，還有一個客觀原因，當時紅軍有個幹部學校，校長叫吳岱峰，吳家很早就和我們家有來往，關係密切。他們家很多人早年參加革命，白匪經常抓他們，為了逃避敵人的搜捕，他們經常住在我們家裏。因此，我從小就受到革命的影響。吳岱峰當校長時經常叫我到他那去玩，他問我：‘你願不願意聽廣報？’（當時不懂技術，把廣播叫廣報）我說：‘什麼叫廣報？’吳說：‘你去聽一聽就知道了。’我到電台上，見有兩副耳機，很多人都搶著聽。國民黨中央社講一段新聞，唱一會戲，當時年齡小，對新聞聽不大懂，對唱戲很感興趣。從那以後，我就經常去聽‘廣報’。所以訓練班一招生，我就報名參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