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情況下，我不喜歡那些以著書的數量來衡量自己成就的人，當然也不大讀這些人寫的書。每當我看見有人把自己寫的書擺在最顯要的一角，有人去他家裏（不管這人是誰），就拉著客人站在書前炫耀一番，客人臨走前簽名送上一冊甚至數冊（不管客人有沒有要求送），我的心情就很不好。這些著作家的做法，很有值得同情的因素。具體為什麼值得同情，我沒想過。
之所以寫上這一段，是想提醒：凡是有人這樣給你送書，你都要謹慎對待，不要輕易把時間花在這些書上，尤其不能在黎明前閱讀。
人生世間，關係錯綜複雜，我們一麵為生存所累，一麵還被習俗所累。而且，我們的主要本領，便是適應並擁抱各種習俗。比如說，我們不得不與人交往，平心而論，有多少交往是令我們心曠神怡的？不要說交流情感，啟迪心智，就是基本的不讓你厭倦，又有幾人？然而，你還不得不交往，甚至不得不做出主動的姿態與之交往。可閱讀就不同了，那些寧靜的書籍，總是帶著始終如一的可親麵容接納你，即便你離它而去，它也絕不因此而氣惱。
從最根本的意義上說，閱讀書籍是為了回歸內心，你在這裏靜靜地認識你自己。
閱讀還能斬斷幻想。幻想可以給生活帶來一些樂趣，但是，沉迷於幻想，做了幻想的奴隸，就不是一件鬧著玩的事了。“幻想是醒時的夢，比夢想還糟”。如果說，過度的幻想是誘惑你又不給予你，隻是一個勁地耗費你青春的美女的影子，那麼書籍是強烈的電光，它讓你躲開影子，看到光明。
閱讀可以平息男人的野心。這一點我不好深說，因為我沒有太大的野心，然而，即便是冒一冒風頭這樣的小野心，閱讀也能幫助我看破其背後的喜劇性，並打消那一念頭。
適當的閱讀可以使女人美麗。所謂適當，主要是就閱讀的範圍和品種而言。
閱讀還可以讓我們高尚起來，如果我們在快樂之外還希望高尚的話。
自己去發現一本書的價值是很重要的。世上的書籍浩如煙海，有些書雖然是舉世公認的名著，但並不一定適合你，尤其是不一定能像強心針一樣，猛然將你點醒，而有些書，可能很少有人提起它，甚至出版之後就陷入寂寞的汪洋大海，但它可能是你的導師和朋友。能否獨立地找到這樣一部書，與判斷力有關，與一個人的品性有關，也與機遇有關。某些著作隻是為少部分人寫的，比如《瓦爾登湖》，在多數人看來，這部書沒有什麼意義，因為不符合他們的“規範”，但有一些人卻不僅能從中看到過去，看到現在，還看到了未來，看到了整個世界，它與大自然一樣健康的品性令人神往。第一個發現這部書非凡價值的人是幸福的，因為我相信，書的營養，大部分都會被第一個發現它的人所吸收。就我本人而言，至今沒有一本喜歡的書是自己發現的，比如我喜歡《瓦爾登湖》，喜歡《月亮與六便士》《紅與黑》《安娜?卡列尼娜》《麥田裏的守望者》《局外人》《喧嘩與騷動》《許三觀賣血記》等等等等，都是別人發現的，並不是我第一個認可了它的價值。這證明我的判斷力還不夠強，在書目的選擇上，還不敢於冒險，同時，機遇也不夠好。對於一個閱讀者來說，這種事情是不幸的，如果我是一個創作者，不能在年輕時候堅定而獨立地認可某一部書的價值，對培養自己的文學品格也不利。
似乎扯得太遠了，我隻想說，讀書是快樂的，在一個人的生命中也是必需的。傍晚讀書也罷，黎明前讀書也罷，都無所謂，關鍵是我們應該把一天中理解力最好的時候奉獻給閱讀。
我們應該怎樣做母親
做母親的，對子女少說一倍的話，就可以多獲取兩倍的尊敬。
在我看來，這幾乎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在我的經驗中，父親一般都能克製，麻煩在於母親。這絕非性別歧視，而是有其內在規律。由於生理的原因，女性比男性有更多的不便；由於社會的原因，女性比男性有更多的壓抑；由於哺育的原因，女性比男性有更多的體驗。如此，她們對社會就比男性懷有更多的不信任，而且總是以一種柔情的麵目、一種高尚的方式，把這種不信任傳達給子女，同時也為自己找到疏解的渠道。
還有什麼比在子女身上嘮叨顯得更正當的呢？在人們眼裏，那是被當成“愛”的。你看，她多麼愛她的子女，子女已經二十多甚至三十多歲了，可她不僅要過問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婚事，他們跟什麼人交往，還要過問他們是否修了指甲、出門時穿了幾件衣服、穿了什麼顏色的襪子、戴了什麼式樣的紗巾或領帶，如此等等，凡是作為人可能遇到的一切生活細節，她都要過問。
她們為什麼過問得這麼細？
是為了修正子女，在人世間造出另一個自己。
這是愛嗎？不，這是徹頭徹尾的自私。世間沒有完全相同的兩片樹葉，每一個人都有而且僅有一個人生，子女從母體中分離出來，就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是一個完整的生命。他們需要過自己的生活。然而，那些做母親的，卻在“愛”的名義之下，對子女生命枝葉的伸展強行修剪，使他們消解個人意誌，成為母親的克隆物。這是對生命的殘害。有的子女，母親過問什麼就回答什麼，並從中揣摩母親的意願，一切按其意願行事，這樣，子女就成為母親的乖乖娃，母親就可以驕傲地對世人說：我的孩子聽話！並暗自覺得自己的愛是多麼成功，自己是一個多麼稱職的母親。可有的子女卻不然，母親說得越多，話的分量就越輕，母親在他們心目中的地位就越低下，甚至渺小（這樣的子女占大多數）。他們在母親的嘮叨之中失去了對母親的尊敬，有時候還會當麵跟母親頂撞。這樣一來，當母親的就會悲傷，由悲傷而憤怒，而覺得自己的子女不孝，是逆子！想一想上述兩種情形，到底有多少愛的因素？
我讀大學的時候，一個同班同學家住離校有兩小時車程（火車）的另一座城市，每個周末都要回去，再有趣的活動也不參加，我問他何以如此，他立刻激動得滿麵通紅，說他母親冷漠殘忍。他對母親不僅沒有半點敬意，還充滿刻骨的恨。我不敢再問下去，以為他母親真是殘忍到他不回去做家務就要殺他的地步。半年後的某一天，我隨那同學去他家裏，才知他母親是那般慈愛！她既不要兒子洗衣服，也不要兒子進廚房，隻讓他安安生生地清坐。她對兒子關心得多麼到家呀，連兒子每進一趟廁所，她都要在外麵大聲招呼：“手紙掛在牆上的。”我的情況她當然要問，她兒子把我天花亂墜地吹噓了一通，她就對我特別的好，連我家裏的枝枝葉葉都問遍了。原來，她要兒子每周回去，不是讓他做家務的，也不單單是為了看他一眼，而是要過問他的生活。我當時想，這母親多好，多麼愛他的兒子，可我那同學卻冷笑幾聲，反問我：“你真的以為那是愛？”我覺得他不識好歹，漸漸與他疏遠了。現在想來，他簡直有哲學家的冷靜和清醒。
真正的好母親，必定是特別有主見的，她們在充分尊重人、理解人的基礎上，總是在關鍵時刻說出關鍵性的話語。如果我們把規勸李白的那個磨鐵棒的女人、把規勸韓信的那個“漂母”，都當成廣義上的母親，她們是多麼偉大，因材施教，一語中的。她們以自己博大的愛心和明達的智慧，為中國曆史奉獻了一個大詩人和一個大將軍。如果那兩個女人真是李白和韓信的母親，她們也會像我那位同學的母親一樣，企圖深入到子女的每一個細胞，包攬他們的全部生活，我們怎麼能讀到“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的豪邁詩句，怎麼能聽到“蕭何月下追韓信”的美麗故事，怎麼能欣賞“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用兵傑作。那些凡事包辦的母親是沒有主見的（我之所以不用“愚蠢”一詞，是因為它太傷母親們的心），首先是自己一生無主見，就把這種無主見當成了主見，把真正的主見當成了叛逆。她們不知道在什麼時候給子女愛才是真正的愛，什麼時候給子女忠告才會收到良好的效果，她們從來學不會把子女置於平等的地位，跟他們商量，隻知道自個兒嘰嘰喳喳地說個不休，以為是在荒地上撒種，隻要種子撒得多，總有幾棵苗長出來，殊不知人不是荒地，人有其個性，其心智，其思想，無休無止的幹涉，隻會引起反感。沒有主見的所謂“諄諄教誨”，不是造就庸才，就是造就叛逆，並為自己作為母親應該享受的尊榮挖掘墓地。
這似乎與上文矛盾，既然她們希望把子女克隆成另一個自己，怎麼能說沒有主見？試想想，再聽話的子女，能把他們克隆成母親嗎？舉一個簡單的倫理現象：子女生下的孩子，應該把老母親叫奶奶或外婆，這就是說，子女畢竟有了自己的婚姻。根本辦不到的事情，卻強力為之，難道是有主見的嗎？
有的母親就要罵我了：姓羅的，你這雜種！你哪裏理解當母親的心囉！我們是怕子女在社會上吃虧，才苦口婆心地把自己的人生經驗傳授給他們，你卻這樣糟蹋！
對此，我勸大家去讀一讀羅素。羅素告訴我們，人活一世，不可能懂得多少生活的絕對價值。因此，老年人不可能給予年輕人多少有價值的忠告。
當然，這裏的“老年人”，不單指母親，還指父親。
我已經做了父親，我要時時提醒自己：兒子是一個人，我得把他當人來尊重。
我們應該怎樣做男人
一位熟識的畫家曾就重慶和成都兩地男人的性格做過這樣的對比：倘若自己的女人被人調戲，重慶男人二話不說，拖起板凳就向調戲者的頭上砸去；成都男人則把平息事端的希望，寄托在調戲者自我道德的束縛上，若此君太不自覺，他們也隻是悻悻然，絕不貿然動手。
這話很毒。如果那個畫家不是上溯八代皆為成都人，我就有理由認為他是對成都男人的惡意誹謗。可是，不僅他祖祖輩輩都是成都人，話還說得相當真誠，絕無損人的譏誚。在座的另一個不拘行節的朋友質問他：你遇到過這類事情嗎？畫家舔了舔嘴唇，靜默良久後說：誰都有可能遇到，如果他的女人長得太漂亮的話。事實上，他的女人就被譽為芙蓉花。芙蓉花是成都的市花。
如此，大家就嚴肅起來了。從畫家無奈的神情看出，他深惡缺乏血性的性格，痛恨自己不能像重慶男人那樣，豁出一條小命，保護自己美麗的女人。但是，性格已經鑄就，按他自己的說法，他還是細胞的時候，父親就在祖先的大河裏磨平了他的骨頭，從母體內掙脫出來，他呼吸的第一口空氣就是溫馴的，第一聲啼哭就像成都大平原一樣沒有起伏。因此，不管怎樣有意識地使自己的性格變得棱棱峭峭，一到關鍵時刻，就還原為本來的麵目。
於是，幾個慣於思辨的人，不再就事論事，討論起重慶男人和成都男人之所以有這種分別的緣由。重慶和四川東北部居民都是巴人後裔，巴人生活的地域集中在丘陵地帶，豐富的水資源使之成為一個水上民族，以漁獵為生，以弓弩為圖騰；瑰麗的生存空間，讓他們得山水之滋養，疏闊流動，樂觀開放，能歌善舞。《楚辭》記載的“下裏巴人”，就是巴人用於合唱的上古民歌；《風俗通》記載的“巴渝舞”，則是巴人聚族狂歡時的集體樂歌。浪漫的巴人甚至在臨陣殺敵時依然縱情歌舞，劉邦稱巴渝舞為“武王伐紂之歌舞”，他平定三秦時，招募巴人為前驅，且舞且戰，每每得勝。這種傳奇行為和浪漫激情是其他人群難以想象的。同時，長期的遷徙又使巴人具備了不畏艱險的韌勁。與巴文化的“水性”相對，蜀文化則更重“土性”，這種文化傳統由上古蜀人建立，主要集中於成都平原。西周時代蜀王杜宇就曾“教民務農”，秦代李冰為蜀守，修築舉世聞名的都江堰，使成都平原“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荒年不再，“天下謂之天府”。這種發達的農耕文化，使蜀人戀土重遷，四麵重山中為盆地的地理環境，使他們視交流為畏途（李太白的《蜀道難》可為反證），最終形成了重現實輕幻想、因循保守、亦莊亦諧、自足孤立、隱忍退讓的集體性格，這種性格，在男人身上體現得最為明顯。
對這一段很有文化的闡發，畫家卻大搖其頭。他雖然以線條和色彩表達思想，但讀過的文史哲一類書籍，不比在座的任何一個從事文學的人少，而且見解也似乎更加犀利。他反對動不動就從曆史中尋根的做法，認為天底下的工作沒有哪一種像“尋根”這般簡單而粗俗。比如上麵的那一段文字，不管查閱了多少典籍，經過了多麼艱難的整合，大體上說都是抄來的，有什麼事情比抄書更簡單？農人種土豆，雖都是土豆，可今年的土豆和去年的土豆畢竟不同，必須年年種，才會有新的土豆產出，如果農人把去年的土豆翻出來，自欺欺人地說成是今年種的，就隻有等著餓死。尤其是“集體性格”一說，讓他極為反感。男人的性格就像女人的臉，美有不同的美法，醜也有不同的醜法，既然沒有集體美，也沒有集體醜，哪來什麼集體性格？說到這裏，還是那個不拘行節的朋友問他：既然如此，你何必要說重慶男人和成都男人？你幹脆就說自己，不就免去了我們費心勞神地兜這麼大一個圈子嗎？
這句反問是有力量的，畫家終於沉默下來，我們也不再討論這件事。
一年過後，我由巴人區遷到成都，也就是蜀人區。我始終沒有忘記畫家的話，沒有忘記我們的那次討論。閑暇時光，我愛到各處走走，熟悉成都人的生活習俗，更重要的是研究成都人的性格。女人的性格是大同小異的，男人的性格卻千差萬別，正由於此，文學作品中寫女人，多從感情入手，寫男人卻從性格入手。點滴的生活中當然浸潤著人的性格，但是，它到底沒有在極端事件中表現得那麼充分和深入，這也正是文學作品多把生活戲劇化的原因。懷著一種並非惡意的衝動，我想看到畫家描述過的場麵。但是，我到成都已兩年有餘，大大小小的場合也都去過，如此邪惡的事件卻一次也未遇上。
然而，我卻遇到了另外的事情——男人毒打女人。
不是遇到一次，而是多次。
僅說其中的兩次。一次是晚上九點左右，我到街上散步，背後突然傳來不尋常的聲音，回頭一看，是一個男人的手掌打在了身邊女人的臉上。緊接著，男人的拳頭在女人的頭、背乃至前胸一陣重擊，不像打女人，而像打沙包。女人不是沙包，於是坍倒了。從情形上判斷，他們是夫妻，為了一件小事，男人動怒了。第二次是下午，我到一家音像店買CD碟，旁邊飯店裏傳出吵鬧聲，有許多人圍觀，我也湊過去，看見一個戴了耳環、二十五六歲的女子正跟店主吵架。店主是一個三十歲上下的粗壯男人。他們在爭吵中向好奇的觀眾道明了緣由：那店主向女子借了錢，說一個月還，可而今三年過去，卻沒有還錢的跡象。以前，每隔三兩月，還向女子解釋一下，現在解釋也懶得。聽眾都覺得店主無理，他向女子借的錢不過三千元，他的飯店生意不錯，還三千元易如反掌。有幾個好心人勸店主趕快把錢給女子，免得影響自己的生意。店主聽說要影響生意，抓住女子就打。他一拳頭就把女子的耳環打飛了，不知是打斷了鏈條，還是打破了耳朵，之後手腳並用，在女子身上亂搗，女子原本站在兩級石梯上，現在撲倒於街麵，掙紮著要起來，店主卻抓過一張木椅，往女子的背上一放，再坐到椅子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