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蘭桂坊認識一位貝蒂小姐。
蘭桂坊隻適合做兩件事——跳舞與飲啤，做其他的事都唐突，諸如說話。當舞蹈和酒上升到一定純度，言語是一種冒犯。在蘭桂坊，什麼不做也顯得可恥，如不飲酒不跳舞。眾人的目光如質問：為什麼不待在家裏？此際，不飲不舞如穿襯褲入浴池泡澡，太嚴謹。
因此，我和貝小姐說的話不多。嘈雜，隻能像水手一樣大聲喊——能大聲說的，必然是最表層的話語。知道她是加拿大人，會中文，現為攝影記者，喜旅遊。
分手時，她發出一個邀請：
“春節到加德滿都去。你去不去？”
這個邀請太幽默了，我笑著回複：去，是一個美妙的建議。後來才知道，我的表現是一個錯誤，甚至是一個謊言。
這是發生在聖誕節之前的事情。進了新年，我收到寄自印度大吉嶺的明信片，上寫：
“我距尼泊爾邊境隻有5英裏。你到了哪裏？請致函加德滿都橡樹嶺中學卻金先生貝蒂·詹妮森於大吉嶺”。
我翻來覆去看了好幾遍，以為是一個玩笑。仔細看過郵戳以及英文印地文之後，才知道這是真的。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嚴重的事件。
貝小姐離尼邊境隻有5英裏，而我離尼泊爾任何一個方向的邊境線都有幾萬裏，確切地說，從未準備往那個方向前進過。大吉嶺，我難道是一個騙子嗎？讓貝小姐在那麼遠的地方等待音訊。
我把這件事的前前後後想了一遍，覺得這是一個文化的錯誤。我沒有說我們習慣於說謊，但對待事情的態度大不同。在蘭桂坊，她說尼？白爾，我以為是脫口秀，沒想到這是一個認真的建議。對那些無法實現的目標，我們常視為幽默，慢而待之，把認真與荒誕混為一談。
我隻好撒第二個謊（謊言從來都是連續不斷的，否則無法圓全），說有事務，未成行，致歉，祝雲遊快樂雲雲。貝小姐並不為忤，到了尼國，她每日給我寄明信片一張，敘見聞，以彌補我未能西遊之憾。真是令人慚愧。
他們何其單純，在言與信之間，從不惴度別人用心的真偽。在這種信任之下，別人隻好把謊撒下去，並在對方的包容中感受芒刺。我每天接到貝蒂的明信片時，都在心裏說10遍“說真話多好！你這個騙子，內疚吧！”
貝小姐寄自尼泊爾的最後一張明信片說，遊畢回國。我鬆了一口氣，同時對尼泊爾的美麗有了很好的了解。過了半年，貝小姐來信，問我去不去肯尼亞。我趕緊告訴她，不去肯尼亞。以為就此無事了，她又來信問：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習慣在“不為什麼”的情態下生活，可感而不可問。我們的文化態度是不願說破。但念及前嫌，立即告訴她我不喜歡肯尼亞。為什麼？貝小姐不僅問，還列舉這個國家美不勝收之理由種種。我沒法回答，因為對此一無所知，隻好說，對此國之美已有認識，但足有疾，不宜奔走於東非大陸。
貝蒂回信，說等我的腳好了之後再去肯尼亞。到時候，盧加德斯瀑布進入盛水期，更加好看。
我想了好幾天，想不出回信怎麼跟她說。如果真話和假話掰腕子，假話永遠也贏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