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一下，我所受到的教育基本上都是低等教育，不管它叫小學或大學。
在幼兒園，他們把地（而不是炕）燒得滾熱——除了幼兒園，我再也沒發現燒地之處。在夜裏，我們咬緊牙關，踮著腳尖在磚地上飛跑，隻為了撒一小泡尿。他們燒地就是為了我們少撒尿嗎？也可能。幼兒園另一項教育是逼我們吃煮熟的胡蘿卜——一碰就爛的胡蘿卜甜兮兮地令人作嘔。若不吃，阿姨就逼你靠牆站著。盤裏放著那根胡蘿卜，直到你說出那個詞：吃。其他教育是教我們唱會一首歌——藍藍的天上白雲飄，並沒說為什麼唱這首歌。隻一首，其他的都不教了。幼兒園跟教育沒關係，跟高等教育——譬如講故事、做手工更沒有關係。來到這裏，是因為雙職工家庭“孩子沒地方放”。在這裏，係鞋帶是我姐教的，同時她還告訴我上廁所應該上男廁所，以及鼻涕下來的時候，要用手絹而不是用袖子擦抹。手絹不是縫在你的衣襟上嗎？我低頭看，手絹潔白如新，幾乎沒用過。
我被“放”了兩年之後，進入小學，原因也是沒地方“放”。上學才一個月，某日早上，進校門被嚇著了——所有教師站成橫排，鞠躬，脖子上吊著牌子，上有紅×——“文革”開始了。從那時到我“中學”畢業下鄉，整整10年。我很不好意思說“中學”和“小學”這個詞。它對我來說，與年齡有關，和知識無關；與桌椅有關，和書包無關；與聽講有關，和考試無關；與勞動有關，和作業無關；與打鬧、冥想、軍訓、參觀有關，和寫字、計算、複習、早戀無關——和現在的中小學完全相反。在我受到的“低等教育”中，軍訓是一樣內容：用木頭步槍劈刺、扔手榴彈以及匍匐前進，後者把膝蓋和胳膊肘磨得露出了棉花。我記憶很深的一件事是齊步走不許戴手套。那是零下30度的塞北，我們冰得恨不能把手剁掉。其他的教育包括挖防空洞，4米多深，防止蘇聯的核彈輻射。其實我們非常想看原子彈爆炸的場麵，而不是躲進洞裏。在紀錄片裏，我們的原子彈爆炸之後，無數人從掩體後麵跑出來，朝天上扔帽子歡呼，見其可觀。教育還有到工廠學習車工、鑽工和銑工，我們借機做火藥槍、匕首，但沒有投槍。爾後下鄉。我所在的大隊成立一所“共產主義林業大學”，每天晚上在勞動之餘學習果木嫁接，因為和水果相關，這種教育顯得高級一些。但樹上結的那些蘋果，我們終於一個都沒有吃到，因為“錦州那個地方出蘋果，但戰士們一個也沒有吃”，我們也就不吃了。
我的大學學曆由函授自考而來，人們稱之為“組裝”，跟“原裝”相比，也不高等。按課修完學分，無其他可言。而課程，至少就中文而言，陳腐而無趣。這些課程把古代和外國文學中的精華剔除，用糟粕檢驗人們的考試能力。而當講解精華的時候，譬如漢唐文章、魯迅或莎士比亞，教師像鸚鵡一樣把教材念一遍，然後指出重點。說“重點”兩字的時候，學生們頓時振作，這是考試重點，教師矜持地指點一番，麵帶淺笑而終。
這種教育長達20多年。在此之外，我自學了認字，為了知道小人書下方寫著哪些意思，從此進入閱讀。在讀了大師的作品之後，我才知道什麼叫作高等教育，它把心靈鑿開一洞，光明源源湧入，告訴人懷疑、追索、內省以及幽默。真正高等的，是人道主義的光芒從大師的作品裏傳出，永遠懸在人的頭顱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