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現時的孩子比較，我感到童年受的教育多了許多“愛憎”。
新中國是在爛攤子與敵視中誕生的，兒童首先要明白這一切。我們恨地主——不止劉文彩——誰有地主成分就恨誰，恨富農，恨國民黨，恨日本鬼子，對中農可以差一些。有一次，我和友人劉齊交換小時候恨過的名單，包括托洛斯基、布哈林，勃列日涅夫自不用提。我們專挑尖端的回憶，如伯恩斯坦、考斯基，學馬列的人悉知他們是第二國際的叛徒。紐約愛樂樂團的指揮與前者重名。還有南越的吳庭豔、阮高其，南韓的李承晚，日本的佐藤榮作，柬埔寨的朗諾，伊朗的巴列維，美國的約翰遜和麥克拉馬拉，以及國際共運的壞蛋——意大利的陶裏亞蒂和法國的多列士，被“九評”怒斥過的。劉齊與我如入無人之境，繼而交換所敬的國際英模，格瓦拉、德欽巴登頂。當我說到南越烈士阮文追時，劉齊稱：“兄弟呀，沒想到真遇見知音啦。我以為沒人知道他們啦！”哪能沒人，我順勢又說一個：“越南南方革命政府外長阮氏萍，穿白旗袍，戴鬥笠。咋樣？”我們又轉回國內，說當年與雷鋒齊名的模範：黃初江、廖祖士、郭興福。說得吾等大悅，勝飲二鍋頭。我們互相幫忙回到了童年。我向劉齊描述了觀看話劇《阮文追》的情形：排隊進入頭道街劇場，坐在條椅上觀看。當台上出現鼓風機和紅綢子弄的熊熊火焰時，把我嚇壞了，以為火很快就要燒到屋頂的梁柱上。
愛憎分明貫穿於我們的童年。開始我們不知愛誰，由成年人為我們確立。由愛生成一種理想，恨也如此。雖然“恨”的人太多，讓我們這一代偏狹激烈，容易導致禍國殃民的舉動，比如造反。然而愛與恨最能引發激情，使我們上山下鄉、修渠打井，樂此不疲。這些事現今已顯得十分荒誕，但從教育的眼光看，形成政治運動與從兒童時代被灌輸一種思潮密切相關。如今巴勒斯坦的“人肉炸彈”，是從幼兒園就開始培養的未來戰士。那裏的穆斯塔法烈士旅、阿克薩烈士旅，俱是特殊教育的產物。
現在的孩子沒那麼多的“恨”，他們不恨自己不認識的人，如越戰時期的美國國防部長麥克拉馬拉——這是我當年最為怒目的人之一，是他殺害了阮文追。現在的孩子在科學與知識的氛圍裏學習，在尊重人和環境的薰陶下長大。這情形往大了說，對整個世界和平都有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