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末，鄉下突然慌慌地來了兩位親戚，說是爺爺病了，病得很重，父親也很急，但過了好幾天才和我匆匆趕回老家。多年以後我才知道，那時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風暴已經在醞釀，父親在單位裏首當其衝，已經身不由己了。我們回到鄉下，爺爺真的病了，躺在一間兼做囤糧室的小屋裏，孤零零的，被褥不厚似乎也不幹淨，屋裏隻有三四隻盛糧和釀醋的大瓷缸。也許是那醋味熏染的緣故，牆皮且已脫落得全現了土色。爺爺一見我就問西安的事，好多事爺爺問得莫名其妙，我也說不清楚，唯有爺爺的那隻竹筐和耙子是我們爺孫倆的投機話題。有時屋裏就剩下我一個人了，爺爺就讓我把門掩上，掙紮著坐起來，從土炕角落裏摸出一塊白皮點心或者幾塊糖讓我吃，我瞅著心裏常常發酸，怎麼也吃不下，但爺爺拗著，我不好說什麼。爺爺見我吃下去了，高興地用勁品一下杯中的熱茶，嘴裏發出很大的聲響，然後便坐在那裏跟我聊好長時間的家常。當然那話題不管說到哪裏總要回到撿破爛上，爺爺喜歡知道廢報紙一斤多少錢了，牙膏皮一隻是貴了還是賤了，這一類的問題實在太專業了，我大都說不清楚，爺爺嗔怪地讓我回去一定要問個明白。這些事至今家人說起來還不由得嘖嘖歎服。爺爺在鄉下也算個大戶人家的公子了，受過的禮教怕也深厚，但爺爺能那樣投入地鑽進大城市挎筐拿耙撿起破爛來，該是多大的心境啊。
記得最後一次見爺爺是翌年的春節，我在鄉下小住幾日要回城裏了，去跟爺爺告別，爺爺竟然眼角滴下一顆混濁的淚來，他手臂略微顫抖著拉著我的手，問我回城裏還想爺爺不？我說想啊，爺爺便滿足地笑了，然後抖抖索索地從貼身的懷裏掏出一個布包來，慢慢地一層層揭開來，裏邊有大小不等好些鈔票，爺爺摸出一張給我，我瞅見是一塊錢。那時候一塊錢可是個大數字了，我不知該要還是不該要，怔怔地立在那裏，嘴巴囁嚅著不知說什麼好。爺爺拉過我的手把錢塞到我的手心裏，又把我的手指扳攏了攥住錢，然後緩緩告訴我，這錢是爺爺的，爺爺撿破爛掙的。我攥著那一塊錢，手心都捏出汗了，嘴裏終於什麼也沒說出來。
我後來還是把那一塊錢拿回來了，但我總舍不得花，直到我參加了工作，那一塊錢就一直平展展地放在我辦公桌抽屜底上。多少年了我一看見那浸著爺爺和我的汗漬的一塊鈔票，就想起了爺爺，想起了爺爺的竹筐和耙子，想起爺爺在病榻上對父親講的話：不管世事咋樣，家裏都要準備好撿破爛的竹筐耙子。
我對爺爺這句話咀嚼至今還是迷迷懵懵，還是似懂非懂。
199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