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老人了，一位滿頭華發的中國老人。
他是一位藝術家，一位聞名遐邇的版畫藝術家。
似乎我最早認識他，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陝西作家協會在高桂滋公館舉辦的一次春節茶話會上。他坐在主席台上，盡管他自始至終不曾講話，但誰都會注意到一位神態優雅的老人，緋紅的臉膛，炯炯的兩眼，尤其是他那一頭花白的頭發，略為有些蓬亂，但又不失瀟灑，似乎他兩臂抱胸端坐在那兒本身就格外的“藝術”，就有一種仙風道骨的神韻，就有一種神工鬼斧般的木刻感覺，這讓我們這些初涉文壇的青年，一望就知道這位一定是出類拔萃、德高望重的藝術大家。
我後來因了工作的關係認識了這位藝術家的兒子，他兒子邀我到他父親那充滿藝術氛圍的畫室裏去過。那間畫室有一張很多畫家都有的畫案，上麵當有一堆或珍奇或不珍奇的文房四寶，且有一堵牆是書架，裏邊放了滿滿的書和滿滿的民間工藝品。我真想不出這些民間工藝品他是怎樣收集上來的，尤其是那些剪紙、泥塑、布娃之類，古拙質樸生動至極。有次我還看見許多出自鄉間貨郎之手的糖人，風趣十足地插在書縫裏，但有幾隻僅剩下了竹棍，他略為自嘲地講大概是他的孫子偷吃了。牆上掛有他寫的一幅字“空穀幽蘭”，用一句世俗的評價，當算得上拙樸清雅，飄逸盎然。我想他是喜歡蘭花的，畫室的窗台就擺過幾盆隨處可見的蘭草，我曾想送一盆茂盛的給他，且已成為永遠的遺憾了。他喜歡坐在畫案前的那張竹椅上，似乎並不怎麼言笑，但談起過去來也會湧起感情，常常說著，眼睛便亮了，頭發也泛出光來，思緒也會隨著話語款款地流出來，有時說著說著還會旁若無人地沉浸到悠悠往事的回味中，許久不見言聲，仿佛這間屋裏隻有他一個人了。從此我便知道了，他是山東人，抗日戰爭的時候，離家去了聖地延安，一直從事版畫的創作，他創作的許多藝術精品參加過許多世界級的大展，獲得過許多足以使今天許多好大喜功的藝人們汗顏的榮譽，但老人不願多談，他咬定的話題總是對藝術的追求，對生命意義的探索，尤其令人感歎的是當許多人都在為精神以外的東西忙碌的時候，他依然鍾情的是精神，是博大而精深的永恒的精神。於是當我再看到他小心搬出的那幾大塊碩大而又沉重的木刻原版，我被作品內在的藝術魅力折服了，我對他的精神世界更有了新美的印象。
他到我們單位來過，那是在一個冬雪皚皚的日子，他給學畫的年輕人講，學畫有一個最重要的基礎是要學會“做人”，這話無論從哲學意義上講，還是從藝術角度上講都稱得上樸素而又深邃，且讓那些年輕人至今談起來還不得要領。而當那些生存在最基層的年輕人像今日搶購原始股一樣簇擁著他，全把眼睛瞪得很圓很大，他微微笑著滿足了所有人的期望，從此在這些年輕人的記憶裏便久久留下了一位藝術大家在雪飄的背景下創作的風采。
然而，誰也沒有料到他也會得那種病，那種病已經殘酷地奪去了他的前任和他的前任的前任的偉大生命，而今那毒菌又鑽進了他的軀體，這個消息傳來，幾乎所有認識他的人和不認識他的人都惋惜不已，都為他的藝術才華可能因為生命的逝去不能圓滿而空留一處難以彌補的缺憾。
他的手術成功了，但誰也沒想到，他手術後說什麼也不肯做化療。幾乎每一位專家都這樣解釋：化療是目前科學技術公認的術後的必要療程，否則後果會與願望相悖。而且令人納悶的是，他始終不願承認他有那種病，一直到生命之光從他眼裏消失，他都沒有向親朋好友談起他的病，所以誰也無法跟他把化療的事提到與他交談的議事日程。